虽然我个人很幸运地成长在一个开明的家庭，父母给了我很多自由和选择的空间。但我家族的上一代故事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我的太爷爷太奶奶育有九个孩子，其中只有三位舅公获得了读大学的机会。而在当时贫困的社会环境下，我的几位姨婆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只能留在农村，务农、结婚、生子、相夫教子。她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也没有选择生活方向的自由。

我曾在英国、美国以及新加坡短暂停留，对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有一定了解，对这些地方的女性力量也有所认知。在本国生存就有一定困境的女性在海外遇到的困难会比在自己的国家更加棘手。并且，某些对女性的歧视和迫害，其实是世界一致的。有时法律和规则可以成为我们保护自己的手段，但道德上的漏洞却是难以被弥补。在经历了其他文明之后，一些亚裔女性会产生更加多元的诉求，并建立更加丰满的自我，然而她们的权益所受到的侵害的情况也往往更加复杂。

很多的亚裔女性其实都很害羞，一些女性在海外遭遇到了不幸，或者是霸凌，她们并不敢站出来，也不敢向社会提出不公。因为她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弱小的，是无助的。对于许多的人来说，亚裔女性的刻板印象可能就是弱小，好欺负。这种性格特点和刻板印象会加剧亚裔女性的海外困境。

我是一名正在澳洲学习社工的学生。随着性别意识的逐渐提升，越来越能看见身边的性别不平等，一直在思考作为个体可以如何更好地参与和实践。因此去年开始加入一家 NGO 做长期的志愿服务。在此过程中，我感受到了被兴趣和使命驱动以及与志同道合伙伴并肩作战的快乐。同时，伴随着个人人生阶段的发展，我也在思考在不同的结构和环境下，我们还能如何推动性别平等。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向朋友借到了一本书——上野千鹤子教授写的《厌女》。读完之后我感到非常震撼，这个世界对于女性的压迫无处不在。从那时开始，我才去主动了解有关女性权利的很多知识，后来，我有幸了解到一部作品《我的天才女友》。它里面有一段描写了女性角色遭受家庭暴力，但因世俗规则无法逃离婚姻的困境，我感到非常愤怒，也更加希望自己能通过努力改变些什么。

我作为一个人有着五年英语学习和生活环境的学生，在平时生活中会时常关注亚裔群体在海外的学习以及生活处境。我一向反对任何有关种族主义的宣传，同时也在生活中对歧视行为零容忍，对于亚裔女性而言，如何在海外保护自己相当重要。

18岁的夏天，我在上海弄堂的咖啡馆里整理《被折叠的声音——00后亚裔女生成长访谈录》，录音笔里传来柏林留学生的哽咽：“他们夸我英语好时，眼神却在丈量我的东方基因。”这让我想起高中时，穿着汉服参加毕业舞会却被问“是不是在cosplay”的自己。年龄从不是理解苦难的障碍，青春恰是感知不平的敏感期——这或许正是AWDPI需要的声音：尚未被规训的锋芒，始终相信改变可能的赤诚。

作为长期在海外生活的亚裔女性，深知海外生活不易，想要帮助更多姐妹们。

当我看到AWDPI在布鲁塞尔推动反歧视法案、在纽约揭示性别薪资差距、在伦敦守护亚裔女孩的夜行安全……我感到这不仅是一场国际性的呼唤，更是一个跨文化、跨代际的觉醒。我希望成为其中一员，用我的声音、技能和爱，参与到这张跨越欧美亚太的“女性赋能网络”中。

在我的过往实习经历中，我曾有机会接触到不少女性求助者，聆听她们的经历。然而，作为实习生，我往往只能在短暂的交流中，为她们提供一个不加评判、充满积极关注的空间，而无法长期陪伴她们走过整个支持与重建的过程。这种局限性让我深感遗憾，也让我更加渴望加入一个能够提供持续支持的平台。

在近期实习中，我的一位带教老师所在的团队曾在十年前推动建立了一个整合社工，心理咨询师等专业力量的扶持体系，并成功帮助一位来访者顺利融入社会。然而，该项目随后被取消，未能延续其原有的支持体系。这段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个体心理支持与系统性社会救助相结合的有效性和重要性，所以AWDPI所构建的多维度协作模式，正是我所向往的实践场域。

AWDPI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战士，而是愿意在格拉斯哥的细雨中种下第一株蒲公英的园丁——我带着Z世代的媒介嗅觉、未被现实浇灭的理想主义，以及最珍贵的“不习惯沉默”，申请成为这个花园的播种者。因为真正的变革，从来允许十九岁的女孩相信：当她为布鲁塞尔的暮色写诗时，诗句终将成为政策文件里的标点符号。

当我在课堂、实习、生活当中开始频繁地被标记，我才意识到，这个身份既是挑战，也是力量。我在学校写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关于“离婚冷静期”对家暴受害者的负面影响。这篇论文不只是一个学术写作，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次深刻的自我认同和价值反思的过程。我逐渐意识到，我想要的是，不只是去“关注”女性议题，而是成为能“行动”并“改变”一点点现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