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oicer-Ta⼒量｜AWDPI 2024年度优秀志愿者纪实（下）

今年正值AWDPI（亚裔女性国际发展计划）成立五周年。

自2020年创立以来， AWDPI始终致力于消除针对海外亚裔女性的性别歧视和性暴力，构建跨国救助支持体系，推动社区赋能与倡导。五年来，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了这一场温暖而坚定的行动，用陪伴与倾听，为幸存者点亮重建未来的微光。

在前两篇内容中，我们看见了志愿者们对于救助工作的坚守，对自我性别意识的不断反思和重构，以及对珍贵女性情谊的呵护。

本篇作为本系列文章的终篇，我们采访了两位身处一线，能够与性暴力幸存女性直接互动的志愿者。她们用前线的救助经历为我们勾勒出“反暴力”以及“跨国救助”面临的实践困境，以及她们如何接纳挑战，把“反暴力”的宗旨和口号化为切实落地的力量。

让我们继续走近这群以微光成炬的同行者。

心理处外联王乐怡

从事志愿服务近一年半

“从倾听和沟通中找到她们真正的需求。”

在外联处的工作中，我的核心任务是接洽前来AWDPI 寻求帮助的来访者。她们被接入后，我们会有一个团队为她们匹配合适的咨询师，陪伴完成心理咨询与支持服务。

作为外联，我首先需要了解来访者的情况，再把信息传达给咨询师或心理支持处的小伙伴，帮助双方确认时间和方式，确保服务顺利开展。由于咨询师不能直接加入来访工作群，我们外联就成为信息转介的桥梁，保证沟通顺畅。

此外，我们也参与跨地域支持项目，比如在莫斯科恐怖袭击发生后，我们与当地组织合作，为志愿者提供培训，教他们如何安抚和陪伴受创伤的学生。

在与来访者的接触中，我们也会进行一定的心理危机干预，但比例不高。我们通常会先评估她们是否存在自伤或自杀风险，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行为。AWDPI 作为跨国组织，并不具备各国法律框架来应对所有责任。所以如果风险较高，我们会优先联系当地专业机构或转介合适的支持渠道。在培训中，我们也学习危机干预方法，一旦来访者出现紧急情况，会立即提供基础干预和陪伴。

每位来访者的需求都不同。

我曾接触过一位女性，她在整个咨询过程中都很沉默。即使询问她是否需要心理咨询，她也表示不需要，我们便陪伴了一段时间后在结案时结束服务。另一位女性则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她需要心理咨询，而不仅仅是情绪倾听。因为她此前接触过心理支持相关工作，她对咨询过程和目标有深入理解，能明确表达希望自己在哪些方面获得帮助或提升。还有些来访者在心理支持上没有具体需求，但在法律援助方面提出明确请求。来访者的状态和需求差异巨大，外联的工作正是要在倾听与沟通中找到她们真正的诉求。

求助者的需求不同，处境也不同。为什么有些女性在面对暴力时表现出较强的反抗意识，有些则会沉默？原因是很复杂的。我们与来访者的接触往往是短暂的线上交流，很难全面了解她们的生活环境，但是否有支撑性的社会网络至关重要。比如一些女性在国外没有亲人，也缺乏朋友陪伴，孤立感会让人容易绝望，丧失抗争勇气。

另一方面是心理力量。我曾接触过一位女性，她学业未完成到社会普遍认定的阶段，但展现出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抗争意愿。这种力量源于她成长过程中建立的自我认知和对女性权利及自我保护的理解。相对地，有些从小生活在忽视女性声音的家庭中的人，习惯逆来顺受，不知道自己有权利说“不”，抗争意识自然较弱。

家庭暴力不仅是对身体造成的伤害，精神上的打压和贬损同样是家庭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

有位来访者曾分享她的经历。她在海外努力求学，想扎根生活，却在一段亲密关系中长期遭遇伴侣的言语暴力。对方没有动手，但不断否定和打压她的价值感，她的努力被轻描淡写，甚至被说成“没有意义”。起初她没有意识到这些话的破坏性，只感到越来越疲惫，后来才明白这是长期精神暴力。伴侣通过贬损和否认获取优越感，她的自尊被不断消耗，情绪日渐低落，原本逐渐恢复的心理状态再次受挫，一度陷入困境。

在接触AWDPI 的工作之前，我对“受害者是否应该立刻离开施暴者”问题很想当然，认为只要遭遇家暴，必须马上离开，否则无法安全生活。但实际情况远比我想象得复杂。很多时候，受害者不是“不想”离开，而是“没办法”离开——这是一种被迫妥协。

离开可能意味着失去居住国的身份，或者无法照顾子女、无法拥有工作和财产。网络上常见的“你不走就是活该”的声音，是对现实的严重误读。受害者可能不知道如何通过法律或社会资源保护自己，身体条件也不允许直接反抗，于是不得不与施暴者同住。

常见的“非黑即白”的判断忽视了受害者的真实处境。真正的反暴力，不是用道德二元论进行粗暴地评判，而是理解、倾听和陪伴。

我认为，最根本的、长期有效的反暴力手段是教育与科普。很多人无法改变行为，并非故意作恶，而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伤害他人。一些人从小在“重男轻女”的家庭和社区中长大，从未学过尊重女性。如果没有接触正确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就无法在现实中平等地对待女性。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让更多人明确什么是正确的观念和行为，把女性当作完整、平等的人对待，这体现在每一次沟通、决策和日常生活中。

教育的重点至少有两方面：第一，持续破除重男轻女观念及其危害。虽然公众意识在进步，但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仍存在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需要长期、可落地的理念更新和意识启蒙。第二，要讲清楚“家暴”的定义与范围。公众认知常停留在“动手打人”，甚至仅是模糊的网络词汇。实际上，受害者可以是任何性别。家暴的形式包括身体伤害、语言暴力、情感操控、羞辱贬低和经济操控等。只有明确哪些行为构成暴力，才能识别、制止并纠正它。

AWDPI 在家暴救助方面的工作整体做得很好。每次有来访者求助，团队都能迅速组建跨部门工作群，大家积极、尽职尽责投入支持。从我的观察来看，团队大多数情况下都尽力帮助每一位来访者。

当然也有改进空间。比如，我希望能建立更广泛、更强大的网络，使来自不同国家的来访者能更快地联系当地社工组织。但来访者遍布全球，要做到全覆盖几乎不可能，这是我个人的理想。

另外，我希望在AWDPI 的咨询框架里，咨询师能提供更多免费咨询的次数。很多来访者的经济条件有限，虽然一小时两三百人民币已是咨询师很大的公益贡献，但来访者可能仍然无法负担。AWDPI 无法强制咨询师提供更多的免费服务，所以这只能算理想化的建议。

整体而言，我认为AWDPI 团队正在现有条件下尽力提供最好的支持。而如何在现实限制中尽可能为来访者提供更多资源与创造更多安全的空间则是我们未来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个案对接处勾勾

从事志愿服务近一年半

“我们无法立刻改变整个体系，

但可以通过个案积累推动长期变化。”

个案工作的工作流程从求助人接触线上小助手开始。小助手是求助者第一次联系组织时的主要接洽人，小助手会初步了解求助者的诉求，同时提供一个安全的倾诉空间。

当个案符合AWDPI 的结案标准—比如海外华人女性，且遭受针对妇女的暴力——我们会与求助者签订服务协议。随后，个案对接员会进行初步案情评估，判断需要为案主指派哪些心理、法律或语言赋能等支持资源。

在具体的支持小组对案主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个案对接员会长期陪伴案主，关注她的状态，并在必要时进行危机干预。总体来说，个案对接员的角色更像是前台，确保求助者能顺利获得合适的服务，并在服务过程中得到持续的支持和保护。

一开始接触这些工作时，我会感受到强烈的现实无力感。看很多社会新闻时，我常常会想，为什么这个世界会这样？个人似乎无论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现状。那时，我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个“抓手”，通过努力让世界稍微好一点。

但做了这份工作一段时间后，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无力感并没有完全消失，我开始意识到，许多让人无力的结构性问题，比如性别不平等，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短期内难以改变。我逐渐放下了试图去对抗这些宏大问题的想法，而是把重心放在陪伴和帮助具体的个体上。我更关注的是，如何让这些人能够在这个世界活得更好，而不是纠结于问题本身或未来的走向。

我们不能立即改变整个系统，但可以通过个案的积累推动长期的变化。

在我们的工作中，核心其实是资源的链接。很多求助者因为语言障碍，再加上当时处于高度应激状态，往往没有心力去思考：“我现在能找到哪些资源？谁能帮到我？”这时，我们会介入，告诉她们可以联系哪些机构，这些机构能提供哪些帮助，同时提供信息的翻译与转介服务，或者陪伴她们完成整个求助流程。这些具体的操作，正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同时，从案主角度来看，我们也会帮助她们理解：陷入困境不是她们的错，而是一个宏大的结构性问题。用社会工作术语来说，这是一种“问题外化”，可以减轻案主的自我谴责，缓解她们过度反思过去的心态，让她们在心理上获得一定的赋权。

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曾经有一位在欧洲国家生活的案主，她最初对当地的法律体系和反家暴资源抱有乐观预期。但当她尝试求助时，却发现很多资源对她不可用，甚至一些公权力机构在处理她的投诉时，态度偏向施暴者。她一度将问题归结到自己身上，觉得可能是语言表达不够，或者自己没办法让他人理解自己的困境。

虽然我们无法直接解决她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但可以帮助她分析情况，让她明白，这些困难并非她的错。作为在异国的女性，她遇到观念上的偏见或制度上的歧视是现实存在的。当案主意识到这一点，她的自我指责就会减少，能够更平和地应对困境，而不是把自己压得过紧或者死磕。这种陪伴与理解，往往比立刻干预更能稳定她们的心理状态。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位律师。对比AWDPI 的线上个案工作和律师介入的个案，你能发现两者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律师处理的案件往往已经进入正式的法律程序 ——案主报警、求助流程启动，案件已经推进到线下，公权力机关如警察和法院开始介入。而 AWDPI 的案主往往还处在探索阶段，他们还不确定自己应该怎么做，可能在犹豫、试探阶段，对未来的行动没有明确计划。

因此，线上支持更多是陪伴性质的：我们提供语言支持、情绪支持，帮助案主理清思路，梳理可行的行动路径。相比之下，律师在现实中处理的案件，更像是推动案件进程的主导者。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的角色也比较聚焦。律师可能需要同时和案主、施暴者、以及外部机关部门沟通。而我在AWDPI 更多是和案主进行深入链接。通过这种链接，我们能持续陪伴案主，帮助她们分析困境，提供心理和信息上的支持。

有趣的是，我发现现实中的案主和线上求助者的差异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起初我以为线上求助的案主，由于身处国外，通常教育背景较高、信息检索能力强，所以他们提出请求时思路会很清晰；而线下求助者可能文化程度有限、收入一般，看起来更脆弱。但在实际个案中，无论身份背景如何，案主展现出来的韧性和对不公平的抗争能力都非常相似。

他们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推动案件进展，并在面对个案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利回馈时，仍能消化、承受这些压力。外在背景可能不一样，但内核其实是一致的：都是在尽力维护自己的权利、争取更好的支持和保障。

AWDPI的志愿者身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观念。以前我可能会更强调行动的价值，总觉得付诸行动才是积极的、才算进步。但现在，我开始理解并尊重案主选择不行动、选择犹豫的节奏。

过去的经验让我觉得自己对案件流程了解得比案主多，现在，我学会把自己放到一个更低的位置。我不可能比案主更了解她所面对的处境，也不可能完全明白她遭受的创伤有多痛苦。我能做的，就是陪伴她，理解她，并尊重她的选择。

我不能说自己完全平静地接受案主的所有决定，有时接到个案时，还是会对结果抱有一点期待。但至少在实际的服务和沟通中，我会尽量避免让案主感觉到我在施压或者带有功利性，我会用个案服务的技术和语言，将自己的期待收敛，不让它影响到案主的感受。

当下社会对于家暴存在一部分误读。在一些网络内容评论区里，经常能看到非常男性中心主义的观点，比如“她被打肯定是有错在先”。这种观点背后透露出一种默认男性为主体、女性为从属的偏见。虽然我们的反家暴工作，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推动了很多年，实际服务中几乎没人会明确说“家暴就是你家里的事，不要报警”，但隐形偏见依然存在，让我意识到现实中很多人其实缺乏性别视角。

比如我们在处理遭受家暴女性的个案时，会关注女性在家庭中的特质、育儿责任、签证问题等与性别紧密相关的困境。但总有人会说，“这不是女性特有的事情，男性也会受到家暴”。

这种观点乍一听似乎客观合理，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忽视了性别差异。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家暴受害者中大约90%是女性，把问题平等化反而掩盖了女性在家暴中的特定脆弱性。这种否认和淡化性别因素的态度，在处理案件时会降低人们对性别敏感性的关注。

这类言论表面上看似中立，实际上是一种父权叙事下让女性失语的手段。它让女性在遭受暴力时更难被理解、被支持，也会让社会忽略那些需要针对性干预的性别问题。代入性别视角去理解和支持受害者，不仅是专业需要，也是保护她们权益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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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专访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但属于AWDPI的故事，属于每一位志愿者的故事，属于每一位在海外生活的亚裔女性的故事仍在继续。

我们仍将持续追踪，并不断讲述每一位志愿者的在AWDPI的亲身经历。我们将在之后的志愿者专访系列中为大家呈现学术处负责人黎璇和采写处负责人Dolcia的故事。

负责管理学术写作团队的黎璇将向读者从学术的角度详细介绍跨文化背景下性别平等议题与家庭暴力议题，并探讨如何用公共平台增强学术研究的传播度与影响力。负责采写统筹的Dolcia则将重点放在AWDPI的报道如何与当事人的诉求和合规要求平衡，以及在共情幸存者痛苦的同时如何面对援助的局限性。

五年同行，五年坚持。正是AWDPI志愿者们的不断付出一点点建构起这个跨国的救助组织，正是这一群人的默默坚守让这个组织能够继续生长壮大。

让我们继续带着这份温暖与勇气，期待更多同行者加入，用微光守护微光，用行动回应希望。

撰稿｜孔令雯

编辑｜伊哲

排版&封面｜杜婉婷

图片来源｜unDr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