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参加组织年会，第一次面对面见到了各位负责人和小伙伴们。

因为一直在做 HR 相关工作，对大家的名字都很熟悉，也曾讨论过工作，但也仅此而已。然而那次见到了具体的大家，不再是飞书上的姓名和头像， 而是一个个鲜活的、能力出众的、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我们一起书写女书，做汤圆青团，拼贴小诗和海报，一起颂钵，参观游览，也一起吃饭，聊自己和组织的现在与未来，度过了很充实幸福的三天。结束后我想：还想再见到大家，还想再继续工作，继续努力为女性创造爱与平等的世界。

做 HR 工作接触不到一线救助。但我记得有次参加活动，有位组织内的负责人分享说，自己曾是向组织求助过的受害女性，很感谢收到了及时有效的帮助。自从走出来后，她觉得组织的工作内容很有意义，也希望能尽力帮助其他受害女性，因而加入组织一路成为负责人。当时听完很受触动，无私、温暖又强大的女性力量。

加入 AWDPI 以后，我作为系统使用者以及实际流程的工作者，察觉到了以前很多没有注意到的工作细节。这对我个人的职业发展而言很有参考价值。

我更多是跟申请人打交道，并没有直接接触到受助女性。但是在申请人的履历上能看到大家在世界各地为同样的事情困扰和努力，感慨这个共性问题竟然如此广泛之余，才开始觉得我 们每个人并不孤独，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不断努力，这样一想就觉得格外有力量。

之前接到专项招聘任务，要增加一个部门，和小伙伴们通过努力之后终于像模像样地开展起来。等看到大家提交的策划案落地之后变成一个个优质的活动，切身感受到了自己的努力转化成了真实的价值。

每次在小红书后台看到新增粉丝数和浏览量，我都会觉得多了一份可能，让这个世界上需要帮助的女性获得有用的信息和支援。

看着我们官方账号越来越受到关注，并且每次招募信息的发布，都能让更多愿意助人为乐的伙伴加入我们 AWDPI 大家庭，我觉得坚持是有意义的。

同时，在从零开始建立小红书社群的过程中，我感到我们能够以更直接的方式传播我们的活动并扩大我们组织的知名度。虽然我跟另一位小红书负责人有时差，但我们每次都很默契地响应传播发布需求。

正是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目标—让更多需要帮助的女性找到支援，所以我们无需多言就能一起顺利地完成发布工作。

作为《英国华人女性反家暴救助手册》的设计者，从看到同事们整理出如此详尽的信息开始，就能够想象出这份手册将来可能会产生的巨大影响。

直到后来手册正式在线下的工作坊中拍出照片，实感是十分震撼的。手册也在后续活动中产生了很强的正反馈。我们的设计中，一些总被小伙伴们认为“怪异”的设计手法其实都被赋予了性别意义。

比如：现代主义的设计就会让人联想到男性，而新艺术风格，则会让人联想到女性。这是与当时流行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的，所以如何平衡设计中的性别因素也是值得思考的一部分。

在过去一次交往中，通过对同事的顺口关心，才发现她在曾经和异性的相处过程中受到了很严重的侵害。她从没有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过，也从没有在工作的交流中表现出来，而是自己努力解决和对抗。

当时的我很震惊,一方面是感到非常难过，这样基于性别的伤害直观地出现在自己身边，另一方面是我们需要来自朋友、同事，或者是没那么熟悉的人的一些主动的关心，这真的很重要。

之前接了一个来访，一开始来的时候着急想要开始心理咨询。

但是经历了几次心理咨询以及她自己生活中的一些重大波折后，有一天她突然告诉我：“我想我不再需要心理咨询了。”她跟我分享了很多她近期和别人交流的心得，也跟我回顾了她对自己这段时间心路历程的种种思考。

最后她说：“我想清楚了我真正需要得是什么，也就释然了，那些原本折磨我的东西好像不再那么让我痛苦了。”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种人天生就有的强大的修复力量，和这位受助者自身无比强大的韧性。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种心底里的震撼。希望这种力量可以让所有美好的人都走出困境，向自己理想的彼岸更进一步。

准确来说，我是抱着这不只是一份志愿工作的信念来到这里的。

我在一次次采写中看见了为困境中的女性发声的意义：只要写出来就有解决的可能性。我也在记录中思考反暴力与法律的关系，以及相关词义界定对法律语言的影响。

我虽然还没有直接接触到性暴力幸存者，但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与反暴力息息相关。无论是对当下热门议题的时评感受，还是我们建立的性骚扰工具包，都潜藏着可以传递无暴的价值观，这些东西都能够影响 ta 人，为无暴力反暴力贡献出一份力量。

我印象最深的是写《出走的决心》的影评。那时，正好赶上我们当地上映的最后一天。看完从电影院回来后，我和伙伴思宇真得是边哭边分工写，和她聊了聊，我们都看见了影片中的个人困境，却都无能为力。

我认为我写什么都比不过她眼中的风景。

去年在 AWDPI 举办的线上论坛期间，我被安排为部分会议场次撰写总结分享，同时负责整理几场关于女性权益与女性主义议题的辩论赛记录。

这些讨论非常深刻，很多发言让我受益匪浅，也让我意识到知识与观点在公共空间中流动的力量。 当我将总结分享到群内时，看到不少伙伴积极回应并延续话题讨论。那一刻让我感受到，原来自己的文字也能成为激发讨论与连结彼此的桥梁。

虽然我的工作主要聚焦在社群运营、内容发布与推广上，但在整理与分享女性议题相关的文章、书籍与招募信息时，我越来越感受到信息的力量。

有时我只是分享了一条志愿者招募消息，就能收到许多回应，看到那么多女性朋友愿意站出来、主动参与进来，让我意识到： 原来实践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论述。我们也许身在不同的地方，但彼此通过网络连结、协力发声，为更多女性创造支持与改变的可能。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群内有成员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位华人女性求助：她遭受外国丈夫的家暴，在当地几乎没有亲友支援，处境非常危险。我们很快在群里组织大家行动起来，尝试联系她所在地的志愿者、对接资源。在那一刻，我深刻地感受到，这份志愿工作远远超出日常事务或资讯分享，它关乎一个又一个真实生命的安危。而这种无声的团结与支持，也让我由衷地感动与敬佩。

语言服务工作包含了很多内容。在工作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有很多议题我之前未曾了解过或者未曾关注过。通过参与工作，我能够对于女性议题有更深入和全面的理解。

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份志愿工作，更像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就如同写一篇论文，要不断查找资料，完善自己对于女性议题的思考，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对女性主义的发展至关重要的。

意大利电影《还有明天》作为一部女性主义电影在中国上映后，反响很好。

其中很多情节简直就是我们日常的缩影。比如女性遭受暴力，在就业中遭受歧视，无法接受平等的教育，在家庭中处于弱势，甚至某种程度被剥夺了自由恋爱的权利等等状况。

而我们工作如同下面这一幕：所有致力于女性主义的人们铸成一堵墙，让更多人意识到女性权益保护的重要性，并加入其中，把不平等的状况包围。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经历，是接触到一位案情相当复杂、同时也因为长期受暴而产生严重心理创伤的受助女性。

她的经历中既有家庭暴力、身份问题，也涉及其他法律纠纷，需要的法律信息和策略非常细碎和庞杂。为了帮她厘清思路，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为她编写了一份详细的法律检索报告，把可能涉及的法律途径、适用的条款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尽量都整理清楚。

但是在后续的沟通中，我发现她的心理状况让她很难持续信任司法机关。即便是已经解释过、写进报告里的问题，她也会在救助群里一次次反复提问、表达困惑和怀疑。很多时候，她的问题并不是对内容本身不懂，而是对整个司法体系缺乏安全感，害怕自己“会被坑”“法官对亚裔有偏见”，或者觉得“找律师也不会帮我”。

在群里看到她反复发问时，我也曾感到无力，但还是尽量一一回应，用不同的说法帮她解释，耐心确认她是否听懂，并且避免让她感觉被责备或打断。我也尝试安慰她，倾听她对美国司法体系的极度不信任，告诉她哪些部分是她可以要求的权利，哪些流程是她可以放心使用的，并给她找了几个免费或低价法律服务的资源，希望她至少能迈出下一步。

这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难忘，因为它让我真正感受到：做法律支持不仅是“给信息”这么简单。很多时候，受害者要的不是一次性答案，而是能在混乱和恐惧里慢慢建立起的一点信任和安全感。法律资源要对她们有用，前提是她们敢用、想用、相信它不是又一个伤害她们的工具。我们做的也许是很小的事情，却可能是她们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时刻，我更加坚定要把志愿者这份工作做得更细致、更有温度，因为这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向她们证明：你们并不孤单，你们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们的权利值得被捍卫！

接触受助女性时，我发现许多人因 “家丑不可外扬” 的观念长期隐忍，甚至被施暴者以“破坏家庭和谐” 威胁。她们既担心向当地机构求助之后被贴上标签，又害怕向国内亲友倾诉后遭到指责。而国内外法律体系的差异与语言障碍，更让基本的维权流程举步维艰。

这让我深刻认识到：救助不能仅停留在 “提供资源” ，而需构建 “文化适配的支持网络”。 我们既要帮助女性脱离个人险境，也要打破 “受害者有罪论” 的社会偏见，性别暴力本质上是文化、制度、权力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这份工作中，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见证案主从受助到自助再到助人的转变。受助女性在状况好转后主动申请加入团队的情况并不是个例。我们发现越来越多受助女性希望以自身的力量帮助更多人。

或许每个走过黑暗的人会更期望燃起照亮她人的光源，这种 “从受助者到助人者” 的身份蜕变，恰恰诠释了我们坚持公益的核心意义。

经常看到关于性别议题的社会新闻，大概 95%是负面的，这种时候我的无力感就会特别强烈。但当我着眼于个案工作，就会找到一个锚点，这让我觉得通过影响具体的人，这个世界至少从微观层面变好了一点点。

我的体会是，受暴妇女的困境总的来说是由两个原因造成：一是资源缺乏，二是不公平的结构与体制。

虽然全球反家暴和反性别暴力的底层价值信念和服务技术是共通的，但对于跨文化背景的受暴者，ta 们的困境其实更加深刻。由于居留身份、语言困难和社交孤立等等原因，一些对于本国公民适用的资源和措施（如报警、诉讼、庇护等），对于外国人来说是难以获得的。

所以个案服务者除了要有充分的性别意识和反家暴知识，还需要具备跨文化视角和更高的创伤敏感度，这也是我希望在未来能更深入学习的。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某个具体事件，而是一种体会——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并学会真正尊重求助者的一切选择。因为我的本职是反家暴律师，现实中接触的案主，求助意愿通常都非常明确，我也习惯于掌控节奏、push 进度。但在这份工作的线上支持中，有些求助者一开始沟通得很好，突然就失联了；或者我们列出很多资源，她反而犹豫、退缩了。

一开始我会比较焦虑，但随着经验的增加和学习更多创伤知情的知识，我逐渐意识到，对案主的过度期待可能会转为对她的责备。作为受暴者，她们不是不愿行动，而是在做她们能力范围内最安全的选择。 因此在现在的工作中，我学会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不预设太多目标，不以“解决问题”作为个案服务的唯一价值。尊重案主自决，哪怕是选择犹豫，选择暂不行动，我也会理解和陪伴她们。

从事志愿工作的三年，恰好贯穿了我从法律理论到实务成长的关键阶段——从海外留学时的学术积淀，到律所执业时的商业实践，再到如今企业法务的视角拓展。这些经历虽然伴随着抽象的法律条文，或是看似光鲜亮丽的商业事务，但常让我感到与真实的生命相隔甚远。

每当我们为案主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她们走出困境时，我深刻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份志愿工作—通过法律检索、提供法律建议，我们所做的一切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她们的未来，改变她们的生活轨迹。

这些真切帮助他人的瞬间，总能够唤醒我选择法律的初心：用法律去帮助、去温暖、去改变。许多受暴女性往往已经穷尽其他途径，或者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才会向我们求助。

在她们的故事中，我常常看到的是绝望和无助，甚至是对自我价值的深深怀疑。她们可能在求助之前经历了无数次的忍耐和痛苦，而当她们最终跨出这一步，寻求法律援助时，往往已经是身心疲惫、情绪激动，甚至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与这些受助女性沟通时，我们常常面临她们的情绪波动和心理屏障。在某些时候，案主可能表现出愤怒、恐惧、甚至是冷漠，无法有效表达她们的真实需求，或者对我们的帮助心存疑虑。 这些情形让我意识到，性别暴力问题远远不止是表面的施暴与反抗，更是一个深入到个体心理、文化、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中的多维议题。

对于许多海外亚裔女性而言，她们不仅要承受性别暴力带来的伤害，还常常面临着语言障碍、文化隔阂、社会孤立以及移民身份的不稳定等额外压力。在这样的困境中，求助对于她们而言是一种极其困难的决定，她们可能害怕因为暴力问题而遭到家庭的抛弃，或者担心由于身份问题而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就提供法律援助而言，最重要的是先与这些女性建立信任。 我们需要耐心地倾听她们的声音，了解她们的痛苦和恐惧，给予她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表达自己。

前段时间，我们第一次收到了来自案主非常直接的负面反馈。起因是这位案主后续的诉求涉及到一个特定辖区的婚姻法实务问题。

她要求我们更换目前的法律支持人员，提供有该辖区经验的志愿者。但我们部门当时确实没有能完全匹配她要求的成员，考虑到法律程序的严肃性和专业性，并且她的情况并非威胁人身安全的紧急事件，我们经过审慎讨论，向她提出了我们认为最负责任的建议：寻找当地有资质的付费律师来处理。

然而，这个建议却遭到了她激烈的质疑。她认为我们在敷衍、推脱，进而对我们整个个案支持工作，包括对对接人员和心理支持同事的努力，进行了全面的否定，最后退出了所有支持群组。那个瞬间，说实话，整个救助支持部门都感到非常错愕和沮丧。

作为一份无偿的志愿服务，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情感，却换来了这样的结果，那种无力感是非常真实的。但在那个压抑的晚上，我们没有人去指责案主，也没有人陷入“是不是我做错了”的自我批判和内耗。我们自发地在团队内部群里互相安慰，彼此打气。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共情和理解。我们反复提醒彼此：案主正处在巨大的精神创伤中，她的敏感情绪和不稳定状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她的否定，不是针对我们个人，而是创伤的一种外在表现。

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是复盘与坚持。我们重新审视了我们的处理流程，确认我们给出的建议是出于专业和对案主负责任的考量。我们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原则：在能力边界之外，绝不为了“安慰”而提供不负责任的“帮助”。

那天我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团队的成熟和温暖。我们能够承受委屈，能够理性地将案主的情绪和我们工作价值分离，能够互相支撑消化掉负能量，然后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