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受助的案主真诚地告诉我，我们的工作对她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时，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行动的价值。这远非简单的“志愿工作”， 而是真正在支持个体渡过难关、重塑力量，让我看到微小行动也能成为推动改变的涟漪。

直接接触受助者让我对这些议题有了更深的体认。我深刻感受到了多重女性困境的交织。海

外亚裔女性遭遇暴力时，往往同时面临语言障碍、文化隔阂、身份忧虑、社会支持网络薄弱等结构性困境，求助之路异常艰难。

性别暴力和文化中的“家丑不外扬” 的观念，也常使受害者陷入沉默的螺旋，让问题更隐蔽，伤害更持久。所以我认为，救助工作不仅是危机干预，更是赋予她们发声的勇气和寻求帮助的渠道，打破其孤立无援的状态。

我并不会直接面对受助者，而是要为 AWDPI 提供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报告和文字。与其他能直接面对受助者的志愿者不同，让我有价值感的时刻是成就成员的时刻。

我期待学术处成为更多有志于研究女性议题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共享信息、共同研究、互帮互助的平台。今年我制作了一个线上表格，让目前学术处成员填写自己的现状、专业、研究兴趣。

回看成员们填写的信息，回想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我意识到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学术背景、

研究兴趣、乃至未来规划。他们来自哲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东亚研究、性别研究，乃至来自商科和环境科学，他们拥有自己看待女性议题的专业视角和思维方式。 这些零散的研究兴趣整合在一起，才能为女性研究提供更多新鲜的选题和研究范式。

我期待学术处能启发更多成员的个人研究、成为他们职业和学术道路的跳板，我也会继续努力搭建这样的平台。我期待未来有一天，有成员回溯他们的学术道路时，会骄傲地说 AWDPI是他们一个很好的起点。

截止目前，我在 AWDPI 参与写作、修改、审核、以及正在进行中的共有 8 篇报告——这些报告的对象和重点包括美国职场的亚裔女性、美国医护行业中的少数族裔、巴勒斯坦女性、巴西亚裔女性、中国离婚女性、英国华人社区、性别暴力等。

这些选题让我触达了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女性，也让我意识到女性和种族这两个身份是生而为人无法逃脱的生存框架。文化和性别不仅仅是个人身份，它们还以无形的方式塑造着人们的社会环境。它们影响着生活的许多领域——工作场所动态、家庭环境和社区氛围——造成了容易被忽视但影响深远的结构性不平等。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时，我提到了自己在 AWDPI 做志愿者的经历。没想到她听完后，忽然认真地说，她有一个朋友正在经历家暴，却一直不知道该向谁求助。我马上向她推荐了 AWDPI，告诉她我们可以提供支持和资源。

虽然出于隐私保护，我并不知道后续的情况，但那一刻我深深意识到： 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不是所有的帮助都能立刻看到结果，但只要我们的存在被提起、被信任、被转述，我们就可能在关键时刻，为某位女性摆脱暴力、开启新的生活提供一个可能。

在 AWDPI，我主要参与的是学术产出和活动策划，比如曾参与撰写《Handbook for Coordinating Gender-Based Violence in the UK Chinese Community》中关于性别暴力发生原因的分析，以及亚裔女性在美国学术圈发展受限的章节。这些内容与我在大学性别研究专业的学习经历互为补充，也让我对海外亚裔女性所面临的困境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在写作和资料整理过程中，我愈发意识到，亚裔女性所遭受的压迫不是简单的“性别+种族”问题之和，而是一个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问题。她们往往同时面对语言障碍、签证制度、文化刻板印象、学术与职场的不平等待遇等多重结构性挑战。这种“1+1>2”的边缘化效应，往往让她们在面对暴力时更难被看见、被理解、被支持。这些思考也不断提醒我，在我们推动性别平等时，不能忽略种族、阶级、移民身份等交织在一起的结构性因素。

在研究亚裔女性在美国学术圈的困境时，我们注意到，在“diversity”的口号下，虽然少数族裔的招生有所增加，但针对他们的就业指导等工作却被不平等地分配给了少数族裔的女性教师。这些额外的工作，既不显眼，也不计入晋升考量，是女性在职场上面临的又一隐形劳动。

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份象牙塔里的学术研究，它确实在创造新的叙事。AWDPI 让学术视野与真实的生命经验相遇，不断揭示着光环下的重量，宣言与生活的错位。这大概就是，“narrative as resistance”吧。

在对性别暴力的哲学性分析中，我们讨论到了 Judith Butler 的“可哀悼性”（grievability）——“一个生命是否被视为值得哀悼，取决于它是否被承认为一个‘完整的’、‘值得过的’生命”。而在父权制、种族主义、移民身份的多重碾压下，海外受暴华人女性的苦难，就有着被系统地排斥在“可哀悼性”之外的风险。 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扩展可哀悼性的边界。数据收集、政策倡议、公共讨论，都是在将个体悲剧政治化，拓展社会集体情感与伦理责任的边界。

性别暴力从来不是一个“私域问题”，它深深嵌套在移民身份、文化隔阂、法律支持不足等更大的结构性困境中。而海外亚裔女性往往处于“三重弱势”中：性别、族裔与移民身份的交汇，使得她们的声音更容易被忽视，求助路径更容易被堵死。我也意识到，所谓“帮助”，不只是提供信息或资源，更是一种去除羞耻感、重建安全感的过程。我们所能做的，不是代替她们说话，而是站在她们身边，确保她们的声音能被听到、她们的选择能被尊重。

在编译过程中我看了很多材料，发现很多人并不了解，亚裔女性并非只是“性别弱势”，她们同时也常常被困于“刻板印象”与“制度性忽视”的夹缝中。

一方面，在主流社会语境中，亚裔女性常被塑造成“顺从、安静、不惹事”的刻板形象，这种“温顺的他者”意象，使她们在遭遇侵犯时更容易被忽视，甚至不被相信；另一方面，作为外来移民，她们在语言、文化、法律等方面往往处于劣势，缺乏申诉与自我保护的基本渠道。

这一切让我反思，“安全”对于这些女性来说，不只是免于暴力，更是拥有被社会接住的底气。如果我们不去正视亚裔女性在跨文化处境中独有的脆弱性，就无法真正实现对她们的支持。救助不仅是临时的保护，更需要推动结构性的改变——包括多语种法律资源、文化敏感的心理支持机制、以及打破性别和族裔刻板印象的公共教育。

在做部门负责人之前，我参与过许多一线的采写工作。期间，透过采访，我能够感受到被采访者的温度，倾听他们最独一无二的心声。有时我会触摸到太阳之下鲜为人知的阴影，有时又能“看见”那一把告慰人间的温暖火焰。

从个体情绪的表达到集体情绪的传染，这份公益事业，凝聚了越来越多的同路人。我们在彼此的相携中，也在创造与书写着奇迹。

比如我在对接一例受到家暴的当事人时，女当事人由于男生对她的侵害已经患上了抑郁症，采访时，她在哭泣。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日常工作。但对她而言，这很可能是她唯一的希望，即借助平台，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当时联合了心理支持处与法律部门，为她提供救助。我还邀请了几位爱心专业人士为此撰写了文字，放进本次采访报道中，以此帮助更多类似情况的女性。事后她表示很感动，也表示自己会慢慢平复心情，回归正轨。

通过这件事，我深切体会到，这不仅仅是一份普通的志愿工作，而可能已经是受助者万念俱灰时刻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的善举可能从此改写他人命运。因此，意义非凡。比起“志愿工作”这个称谓，我更愿意称之为——“志愿事业” 。价值感与幸福感是这份志愿事业所给予的，弥足珍贵。

我时时都在思考，现在最想去打破人们对于女性的固化认知，以及如何让女性自身也意识到，社会文化给予的枷锁。社会文化规劝女性要忍耐、要牺牲自己、要听男人的话等，这些显然都是有失公允的父权叙事。我认为我们需要漫长的时间去矫正这些偏颇的认识。

我拥有三个令我印象深刻的瞬间。第一个瞬间是采访一位受暴女性。她是一位勇敢的女性，虽遭受了命运的不公却依旧能够勇敢地与命运抗争到底。我一开始抱着“共情”的态度去采访，但在倾听她的故事时，这种“共情”转化为“尊重和敬佩”，因为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不竭、勇气与坚韧。

第二个瞬间是为作为撰稿者写一篇关于“巴以冲突”妇女与儿童权益保障的数据新闻。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战争是“男人”的事情，由男人主导，由男人参加，由男人破坏，但是没想到战争中真正死亡的绝大多数都是妇女与儿童，这才是沉默的大多数。70%的受害者为女性，这个数字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因为弱小所以被欺辱，丧失生命，被迫沉默，弱国无外交，弱者也无外援，只有成长为强者，才勉强能够独善其身。

第三个瞬间是我作为撰稿者撰写组织在联合国边会获奖的新闻稿。我在观看理事孙一的发言视频时，受到了鼓舞，因为敢于迈出无数个“第一次”，孙一女士才能够不仅仅独善其身，还能够兼济天下。希望女性能够从弱势群体成长为强势群体，从而“兼济天下”，这也是我们 AWDPI 的愿景。

我的一大部分工作，是记录其他伙伴们的行动。AWDPI 的伙伴们奔赴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回应复杂的现实。我所做的事情是把这些行动呈现出来。有时候是一场线上分享会，有时候是优秀伙伴们的访谈。

当我看到一位志愿者因受访感到被理解，一位志愿者因分享而选择加入，我能充分地感受到，我的书写是如何连接和回应着一部分。

不久前，我在整理 2024 年度春招志愿者的申请，再看她们以及自己写下的动机和经历时，我反复回想一句话：女性是一种处境。对于采写处而言，我们不常直接接触到受助女性，很多时候只能通过资料、报告、转述来还原现场。但也正因如此，每次“转述”的权力都需要小心处理。在这些过程中，我们为什么说、如何说、为谁说，都需要被认真地思考。

在公众号团队，虽然不能亲身参与每一个活动，但是却能看到每一个活动的成果，看到“她视角”里女性的痛苦和挣扎，看到不同活动里，各行各业的女性为了我们共同的权益做出的努力。

同时，一年来也参加了一些组织的线下活动，认识了很多人，特别荣幸能作为组织的一员，能够参与到这些活动中间，重新点起了我心里小小的火苗，虽然路很长，但是我们一直在路上。

作为公众号团队的成员，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线上排版文档，接触受助女性的时刻很少。但在一次聚会，听到 Yimar 分享组织的成立契机，听到那些在中国城因为语言、经济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无法为自己发声、遭受暴力的阿姨们发出求助，我的内心无比触动。很难想象需要花多少力气，她们才能勉强抽身，为自己找一个解救之道。

在异国求学的经历，更让我能感同身受， 在海外，华人女性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压力和焦虑是成倍增加的。刻板印象和隐形歧视又会带来数不清的困境，幸好还有这么多人在努力改变，幸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了。

让我非常深刻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份志愿者工作，是在第一次参加美国法律支持团队线上会议的时候。

那次会议持续了很久，我们围绕美国普法手册的框架和用词反复推敲，讨论如何在不同法律体系下表达得既准确又让受害者能看懂。那一次的沟通让我第一次感受到， 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完成一份文件，而是真正能帮助到语言不通、文化背景不同的女性在绝望或者紧急的时候找到清楚可行的答案。

后来有一次做法律检索的时候，我意外看到有社交媒体在分享我们整理的手册，那一瞬间让我十分感动，也让我意识到，我们花费心思和时间仔细打磨的细节手册，真的有人会去看，去使用。想到也许正是这份手册，让某个人在陌生的法律体系里找到方向、鼓起一点行动的勇气，我觉得这是我在 AWDPI 里最有意义、最能体现自己价值的时刻。

在美国做法律支持的时候，经常需要帮助受害人整理案件脉络、司法体系下保护令的申请流程、报警流程，也看到她们对美国警方、法院或者律师的极大不信任。有时候是因为语言文化的障碍不理解法律流程、有时候是害怕离婚导致身份失效而产生移民风险，有时候是担心亚裔种族会面临司法审理的不公。

施暴者也可能利用这种恐惧对受害者进行控制，让她们陷入更深的被动和孤立。这些受害女性的处境也让我意识到，海外亚裔女性面临的性别暴力不仅仅是私人领域里的伤害，还常常要面对种族、移民身份、语言和法律文化隔阂带来的结构性障碍。 这也让我在做志愿者工作时始终提醒自己，要把这些障碍帮受害者尽力排除，尽可能去为她们排除信息差距、程序障碍，真正让法律成为她们可以利用的工具，而不是令人畏惧的高墙。

前两个月接了一个来访，由于保密原因，在此将不展开讨论该来访的情况。在和这位来访沟通的过程中，来访者透露出目前的身心情况都非常糟糕，急需心理咨询的帮助来改善自己的体验。

在和她的第一次电话时，来访者就跟我分享了很多她的故事和具体的经历，这也极大帮助了我后续给她联系咨询师的流程。在经过反复的沟通和几次咨询后，她跟我分享了近段时间的一些感悟和成长。这些分享带给了我全新的视角，让我发现有时候看待问题的角度一旦不同，一切或许就豁然开朗。

来访者的状态不断变好的同时，我也感受到了一种奇异的共通的力量，我的心里也充满了能量。从那一刻起，我感受到志愿者不是简单的一份工作，更是一种能把远离万里的人们链接起来一起成长，一起变好的强大纽带。

最开始对家暴话题的想法是比较幼稚的，认为这个领域应该存在“非黑即白”的标准，或者说完全的正义。比如，如果一个女士被丈夫家暴，我们就应该帮助女士完全离开丈夫。但是真正工作一段时间，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来访者后，我更意识到现实的复杂性。

如果我们直接帮助女士和丈夫分开，但是女士失去了丈夫这个收入来源呢？如果威胁到了女士的签证状态了呢？这些问题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现实因素永远是家暴受害者救助工作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此，救助者可能往往需要动用很多社会不同方面的资源（心理、法律、经济支持）等，才能有效地帮助受害者逐步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