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 a barbie girl in a barbie world

我是一个活在芭比世界的芭比娃娃

Life in plastic it's fantastic

我由塑料做成 我的样子全凭人们想象

You can brush my hair undress me everywhere

你可以给我梳头发 在哪儿褪去我的衣衫都行

……

Make me walk make me talk do whatever you please

让我走走路 让我说说话 拜托了 你想怎么做都行

I can act like a star I can beg on my knees

我可以表现得像明星一样闪耀 也可以对你苦苦哀求

——《芭比女孩》歌词摘录

1959年伊始，被露丝·汉德勒创造后，芭比就成为了世界市场上最畅销的玩具。芭比以纳粹军队的充气娃娃为原型，累计全球卖出超过10亿。现在，芭比俨然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社会的文化标志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她不断被赋予各种身份和定义，好的坏的，褒贬不一。某词条公然写着诸如“这么瘦还能活着，真不可思议！”“身兼数职，却未见操劳过度！“超级无敌魔鬼身材！”等等，凡此种种。人们描绘出 “理想中”完美女性的蓝本，却似乎从未曾考虑过这些标签是否合理。

芭比的身体是消费者的关注焦点，她所代表的是少女优雅的生活、精美的服装和梦幻的场景。尽管肤色不一，典型的芭比却默认只有一种特定的女性体形——高挑纤细，曲线迷人，拥有着宛如超模般的不可思议的腰臀比例。陈列在橱窗里的芭比端庄高雅，又散发着致命吸引力。事实上，芭比已经远超出了单纯的玩偶价值，它定义、贩卖人们理想概念中的完美女性。芭比为美泰玩具公司赢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也让芭比娃娃之母、芭比娃娃和美泰公司的创始人露丝·汉德勒成为了美国最成功的女性企业家之一，但露丝·汉德勒是矛盾的，她看似为女性独立做出了贡献，但还是为这个社会妥协了，正如电影《芭比》结尾处呈现的那样。

近年来，美泰公司为了响应日益多元化的消费者需求而推出了不同体型的芭比，这一做法被某些人视为一种市场营销手段。影片讽刺性地揭示了这种策略：当CEO意识到多种体型的芭比能带来巨大经济利润时，他马上决定进行多种体型的芭比制售。这样的产品调整或许更多地是为了顺应市场动态并保持品牌竞争力，而不完全是基于真正的社会责任考量。

芭比玩偶在经历如今铺天盖地的非议和批判之前，其实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代表过女性解放的新潮流。电影《芭比》一开场就致敬了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2001太空漫游》中，当人猿开始意识到骨头作为武器的力量时，它兴奋地将其抛向空中。随着骨头旋转，画面切换到一个高度先进的太空站，这幕镜头象征着数百万年的技术演变。同样，《芭比》描绘了一个巨型芭比玩偶从天而降，小女孩们在看到芭比后愤怒地摔打手中的婴儿布偶，这一情景也象征着女性从传统母性角色到现代女性自主的认知觉醒和转变。

正如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言下之意，女性的身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社会和文化塑造的。在芭比问世以前，大部分的女孩玩偶都是以婴儿或幼童为模型，这无疑强调了女性各种身份中“母性”角色的分量之重。而芭比，作为第一款拥有成年女性形象的时尚娃娃，为小女孩提供了一个新的角色模型。小女孩们得以借此模仿成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多种社交场景，尝试不同的角色扮演，远离了仅仅模仿母性的传统束缚。这是文化和玩具产业中的一次巨大飞跃，标志着女性角色与身份的重塑。

芭比不仅作为一个文化象征存在，她更是一面反映社会变迁的镜子。她身上所体现的那种革命性与落后性使她始终处于公众话题的焦点中。不论是作为女性解放的象征，还是作为物化女性和市场策略的代表，芭比都在持续地引发思考和讨论。

电影《芭比》与芭比的真实历史相互映照，形成了对女性独立和自主的深入探讨。电影中设定的两个世界：一个是芭比的乌托邦式的玩具天堂，一个是更为真实和复杂的人类世界。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巨大鸿沟突显了人们对女性角色和价值观的两难选择。

电影中斑斓绚烂的芭比生活代表了女性在看似女性至上的玩具世界中的虚假解放。它展现的是绝大多数女性的理想乐园与完美状态。芭比们在这里日夜欢歌。与现实“相反”，肯等男性则是被美貌物化的各色俊男，是单纯的“女性追求者”，这与现实世界里人们对男女关系的传统认知截然不同。芭比世界里甚至会有“闺蜜日”这样彰显女性地位的节日存在。然而，电影的巧妙之处便在于“玩具感”的营造，芭比等人的皮肤是塑胶的，呕吐与刷牙都没有实物，所有建筑也都是塑料玩具。 这就暗示了乐园只是乌托邦式的幻境：女性上位状态并不是现实，这一切只不过是玩具世界的虚假幻影，是人类孩子过家家时的设定。与此同时，电影也在暗示这种对女性的理想化是不切实际的。芭比可能曾是无数女孩的偶像，但随着成长，她们开始质疑，这样的“完美”是否真的值得追求？

在现实中，设计师露丝设计的芭比曾经承载着无数女孩对未来的幻想和对芭比生活的憧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女孩意识到，芭比的完美形象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这个几乎无法达到的标准令她们产生了心理压力， “你必须如此”的观念沉重如辇，并且如影随形，挥之不去。长大后的女孩们开始意识到，芭比可能在无意中给她们传递了一个与现实不符的理想化形象，童年的幻境与理想被打破被推翻，女孩们自觉受到了欺骗，便开始走上了自我觉醒的道路。

这种受欺骗感解释了为什么像萨拉这样的少女们会相当普遍地尘封、丢弃乃至憎恨芭比，尽管芭比只是无辜的玩偶。萨拉以一种极其尖刻的方式，对刚刚来到真实世界的主角芭比倾泄了她对芭比娃娃的憎恨。她对芭比的挑剔，不仅是对于芭比玩偶的不满，更是对这个玩偶背后所代表的社会观念的质疑。她指责芭比与社会的消费主义和父权制结盟，使得芭比变得与真实的女性形象背道而驰。

据此，电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真正的自主与独立意志。 芭比玩具以为自己掌控了女性至上的完美人生。但这其实是美泰公司、孩子主人，以及整个人类群体的研发、消费、玩耍之下的产物，就像《楚门的世界》所说的那样，你所以为的完美世界实际上是别人给你创造的。

这也延伸到了芭比对现实世界的进入，其契机便是对“自主欢乐状态”的虚无感的认知，她在热舞中突然之间陷入低落，随后皮肤褪去了玩具的质感。“玩具”正是“独立”的反向要素，其生命本身都是隶属于人类的，芭比的“人类化”构成了对此的反抗。 在电影最后，萨拉母女二人的转变否定了她们此前对芭比的态度，也说明了重要的一点——过度否定外在美丽的“独立女性”思想，其实也不是真正的自主，只不过是符合当代社会语境的另一种“被定义”而已，本质上与芭比曾经的“美丽带来一切“并无区别。

女性应该自己去定义自己，而非由社会和他人去定义自己。真正的自主不仅仅是外在的独立和美丽，更是内在的自我认知和价值追求。

不过，电影在挖掘女性于父权制下的困境时显得过于谨慎。虽然这是商业电影获得票房的最优解，但是在精神主旨上，针砭时弊的角度来说就少了一些贯穿到底的力度。这种在“独立”议题上打圈的策略确保了它能在票房上获得稳定的收入，但在深入探讨如何在这框架下真正实现自我时，电影显然缺乏勇气。电影的这种保守的处理方式，或许是为了迎合大众审美和商业考虑，但这也意味着它错过了一个深入探讨和反思社会问题的好机会。

这种保守体现在电影对肯的塑造上。 在芭比的故事中，“肯”是芭比的男朋友，常常被描绘为芭比的陪衬或伴侣。芭比世界对肯的排斥，与现实世界中对于女性的排斥是相呼应的。剧情竭力展现在一方压倒另一方时，两个群体都无可避免成为体系下的受害者。这种压倒不是通过血腥的暴力镇压，而是通过一种戏弄的、调侃的音乐喜剧形式表达出来的。电影更关注在父权框架下个体要何去何从，但可惜的是，电影最后并没有给出一个自洽的、落地的解决方式。结尾的“我们每个人都很痛苦”更像是一种妥协的表现，避免深入挖掘问题的本质。

另外，艾伦的形象非常有趣，他的存在象征着边缘化的群体。同“肯”是芭比的附庸一样，艾伦也是肯的附庸。艾伦还有一个孕妇玩具作为妻子，两者都作为芭比夫妇的亲朋好友出现。这种设定暗示了他们在这个玩具社会中的“第三”地位，可能代表了在发达国家的男权和女权斗争之外，第三世界国家更广泛的人权问题。

影片中，芭比和肯都是作为被“阉割”的个体而存在的，被剥夺了性意识并被赋予“假性权力”。芭比被设定成各种角色，不论是商人还是总统，都只是浮夸的梦幻设定，芭比乐园里没有商场谍战，更没有政治风云。肯在去过人类世界领会到父权制的美妙之后开始“反芭比”，在芭比乐园里建立了“父权制乐园”，原来身居高位、身份体面的芭比们竟能毫无理由地放弃一切，甘愿给他们做啤酒小妹。

面对巨大转变，芭比们为什么能坦然接受而心无不甘？

因为她们被赋予的权力不是真实的权力。因为芭比们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过权力，她们只是被设定成拥有权力的模样而已。建立芭比乐园的不是芭比，是制造芭比的人，他们是父权制乐园的优胜者，芭比乐园的快乐不过是他们的快乐的投影，女性的乐土无非是男性胜者圈定的遗留地。

转变从什么时候开始？从芭比们通过一系列手段夺回了芭比乐园的主导权开始。从肯要求当最高法官，而芭比只愿意允诺他们一个下级政府的职位的时候开始。当“玩具们”意识到权力带来的地位差异后，她们马上就领悟了上位者的吝啬。所以芭比要离开，要回到真实的世界。影片片尾，芭比走进医院，说要看她的妇产科医生，这就是芭比想要抛却“玩具”身份成为人，想要获得真正权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