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oice愈见·她说丨王颖怡博士访谈:每个人应该先获得展示自己、自由表达的权利




“尽管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有了一些多维度的思考,但是我看到大部分言论还是简单、二元对立的,缺少对性别问题的系统性分析,没有意识到女性也是制造/解决性别问题的建设者、实践者。如果没有这种系统性的分析,只是简单停留在厌男层面上,性别平等很难得到真正的进步。”
——王颖怡

王颖怡博士从小生活在客家家庭里,成长过程中因为对女性不平等的宗族传统而感到不适,产生了非常朴素的愤怒情绪。大学时,为了寻找答案,她开始阅读波伏娃的《第二性》,发现女性主义理论可以解释这些不平等,伴随着愤怒和兴奋的情绪,让她萌生了投身行动和科研的想法。

“我最早期的一个研究雏形,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看了《第二性》之后,我就觉得要做一个关于华人女性生存地位的调研。当时觉得特别容易愤怒,对自己的情况也感到很愤怒,有一种力量却没有办法释放的感觉,所以尽管那时自己只是大学生,但还是想要做这些事情。”
王颖怡博士认为这是她的“女权启蒙”初期,一边读了很多书,一边参与了不少和性别平等议题相关的活动。
“在这些活动里,我带着对自己自身经历的不满和好奇,去理解女性主义理论。非常幸运的是,当时有机会遇到很多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打开了我的新世界,从此之后,我好像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提到从社会行动者到研究者的转变,王颖怡博士指出,女权主义的研究和行动不是二元对立的,行动者本身也可以是研究者。“女权理论就是不断地行动,也是不断地在挑战或者是在更新理论,我觉得非常适合我这个人的‘调性’。”

“前段时间仔细回顾了在美国读博6年的经历对我个人的影响,我发现,那时的自己太抑郁了,很孤立,很孤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该在何处,这样的状态伴随着我在美国求学的整个过程。”

首先,语言上的困难是最大的障碍之一,虽然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普遍存在语言的挑战,并且这种挑战在很多时候都被“轻描淡写”,但实际上,即使对于已经读到博士的她来说,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王颖怡博士所在的专业是是性别研究系,同学中大部分都是非白人的美国人,在读博的前三年,她很少在课堂上发言,很难自如地表达深奥的理论和观点,在局促和不自信中度过了读博的前期时光。

另外一个挑战则是华人女性和性少数的身份带来的,因为这样的身份背景,让她很难融入美国当地的文化和生活中。
王颖怡博士曾试着加入了两个当地的社群,一个是西雅图本地的草根团体,一个是中国博士生群体。但是,她很快就发现自己很难在其中找到归属感。第一个社群主要关注和美国在地运动相关的议题,而她则感觉自己就像“工具人”一样,大家总是让她讲一讲中国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性少数的运动都做了些什么。对于第二个社群里的博士学生,对她从事的女权和性少数行动,也不太感兴趣。
这种两头不到岸的感觉让当时的王颖怡博士很迷茫,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总是过于扁平和两极化,她感受不到真正的接纳和包容,总是陷入到强烈的孤独感中。

“我们的处境在美国这种所谓的民主国家中其实很被动,我们能感受到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人存在普遍的‘他者化’,要么是‘民主斗士’,要么是‘小粉红’。很多海外华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困境。”
而要想打破这种对华人的特殊困境和刻板印象,叙述一个复杂和全面的故事是比较困难的。由于中美关系的特殊性和民主政治的局限性,王颖怡博士依然很难准确表达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双性恋留学生等个人背景,这让她感受到了极深的“抑郁”和无法对话的孤独。
虽然以上屏障给读博生活带来诸多困境,王颖怡博士依旧认为在美国六年的科研和学习收获颇丰——能够心无旁骛地去学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和话题,这是非常“奢侈的”。这段时间的学习里,她在学术和认知上都取得了很大进步,成为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女权主义者,并从这个角度出发,继续研究性别化、种族化的无偿劳动。

“以前我没有想明白的事情,包括女权主义里的一些争论等,如果不加入政治经济的视角,没有办法更全面的去分析一些事情,我觉得一定要去把个体的命运跟更大的政治经济的结构结合在一起,这真的非常重要, (在国外读书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门课就是种族资本主义。”

王颖怡博士认为不同国家讨论女性主义的语境完全不同,不同的政治体制会跟随不同的路线。像美国,是不断地通过法律来进一步巩固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权利的,而体制化的同时又有一股“反体制”的力量,“法律化和体制化推动的同时,有一群人是反对体制的,比如美国有很多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想要推翻政府的控制、建立自治互助的团体(mutual aid groups)。
在聊到本土相关话题时,王颖怡博士提到了“全嘻嘻”对谈上野千鹤子引发公众关注的例子。她认为这次事件引发高话题度是一件好事,能促使大众参与身份政治与性别治理的讨论。不过,她提到,一些媒体平台没能更深入的讨论,只局限在表面上的“美丽”和“自信”,这种浮于表面的赋权和消费主义绑定,无法进一步探讨结构背后的政治经济,所以这些社交网络平台的赋权效果只能受限。

因此,在新媒体时代,王颖怡博士希望自己可以通过网络接触到更广泛的人群,把女权主义的理论拆解出来,用最简单易懂的语言对女权主义袪魅。她认为女权主义还存在很多污名,希望能用具有自己特色的方式将理论娓娓道来,从改变一部分人的想法。

“至于为什么我还在坚持,是因为我做了好多期关于性别身份方面的视频,(跨性别)观众说他们感觉到很温暖,受到了鼓励,只要有一个人给我这样的留言,我就觉得太值得了,所以我坚持了下来。”

谈到女性主义的未来走向,王颖怡博士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讨论非常具体的东西,比如“无偿劳动得到认可,家庭主妇不再是一个所谓的个体选择”,比如“没有性别暴力”等等。 若要从更加宏观的社会层面视角看,她认为每个人应该先获得展示自己、自由表达的权力。
“女权主义不应该成为一个教条式的存在,比如说让你只能过某一种生活,你不婚就不是女权主义。女权主义是每个人的选择都能得到尊重,并且每个人的现实都能从多维度去考量。”
她认为现在的社会能够进一步交流探讨的话题太过单薄,女权主义有时候会被简化为二元的“性别对立”,但实际上“女性是相对的一种身份,在特定的语境下,要考虑她的阶级、受教育的情况、是不是健全人等等”。
她指出,一个群体面对的问题是多层面的,不仅仅来自性别,但是性别是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和压迫的维度。我们应该明辨那些被制造出来的对立,那是为了模糊视线、混淆视听——我们需要对生命有更深刻的、多维度的理解与分析,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被建构的二元对立上。
“尽管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有了一些多维度的思考,但是我看到大部分言论还是简单、二元对立的,缺少对性别问题的系统性分析,没有意识到女性也是制造/解决性别问题的建设者、实践者。如果没有这种系统性的分析,只是简单停留在厌男层面上,性别平等很难得到真正的进步。”
女性主义如何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发展,如何使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真正的女性主义,是王颖怡博士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此外,她希望网络上的交流能够更多元化、系统化,每个人的想法都能被尊重,都能自由地去做自己的想做的事情。
采访 | 吴思哲,陈子涵
写作 | 范珊玛
审核 | 秦科
排版、封面制作 | 李虹
图片来源 | pexels.com、picjumb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