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大流行爆发后，美国家庭暴力问题开始成为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影子问题”，美国亚裔女性这一本就相对脆弱的群体也因此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生命安全危机。本文从疫情后的时代背景出发，聚焦美国社会遭受家暴的亚裔女性群体 ，围绕受害亚裔女性的生存现状与美国政府以及社会的援助概况这一研究主题，尝试呈现亚裔女性目前面临的求助困境。

关键词：美国 亚裔女性 家暴 女性救助

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2. 受害者现状

3. 现有的救助体系

4. 目前救助体系存在的不足

（一）疫情后家暴成为影子问题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简称新冠疫情）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挑战，不仅威胁到了各国的经济发展，也严重影响了民众的心理健康状况，甚至引发了一系列暴力行为，造成了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机。虽然为减缓病毒的传播速度，世界各国采取了不同的防控措施，包括居家隔离政策、关闭学校等公共场所和其他社会服务等，但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报告在内的数据都显示，这些防控措施给在那些生活中受到家庭暴力困扰的人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滋生了许多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Davis，Gilbar，& Padilla-Medina,2020；Jarnecke&Flanagan,2020Wenhametal.,2020；WHO，2020)，其中最为显著的问题之一便是家庭暴力案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增长趋势(Boserup，McKenney，& Elkbuli，2020；Campbell，2020；Duncan et al.，2020；Jetelina，Knell，& Molsberry，2020)。

在家庭暴力可能发生的所有场合与形式中，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IPV)是一种主要形式。亲密伴侣涵盖了现在或曾经处于婚姻关系、约会关系、同居关系等之中的人(Zouetal，2007)，而亲密伴侣暴力则包括身体的、情感或心理的、性的暴力、财务的控制行为，以及监视和隔离，即施暴者将受害者与家人、朋友和支持网络拉开距离 (Ribeiroetal., 2022；Symthetal., 2021；WHO，2022)。

2021年11月24日，联合国妇女署在线上举行纪念“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际日”活动并发布题为《测量“影子疫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针对女性的暴力》（Measuring the shadow pandem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during COVID-19）的报告，指出自2019年出现的新冠疫情加剧了家庭暴力现象，像一片巨大的“阴影”，让许多亲密伴侣暴力行为成为被“阴影”覆盖、极不易被发现的“影子”问题，对全球妇女的安全都造成了巨大威胁。报告指出，仅仅在2019年7月至2020年7月的12个月内，就有近2亿4300万名年龄在15至49岁的女性遭遇过亲密伴侣的性暴力或身体暴力”(UN，2020；UN Women，2020b)。

该报告还指出，疫情期间约65%的受访者称曾遭受暴力侵害，约25%的受访者表示家庭冲突变得更为频繁，约70%的受访者称来自伴侣的语言或肢体虐待变得更为常见，约40%的受访者感到在公共场所的安全感下降，约20%的受访者甚至在白天都会感到单独行走是不安全的。居住在乡村地区的女性遭遇暴力的状况明显比居住在城市的女性严重，无职业女性遭遇暴力的状况明显比有职业者严重。在全球范围内，2021年有2.43亿名年龄在15—49岁的女性遭遇过亲密伙伴的性暴力或身体暴力。其中，自3月17日封锁以来，法国的家庭暴力报告较这之前的3个月增加了30%，在塞浦路斯和新加坡，求助热线电话分别增加了30%和33%，在阿根廷，和家庭暴力有关的紧急求助电话增加了25%(UN Women,2020)。根据《柳叶刀》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超过一半的曾遭受过亲密伴侣暴力的孟加拉国女性在新冠居家隔离政策实施后遭受到的亲密伴侣暴力有所增加(Hamadani et al.,2020)。

生活在美国的家暴高风险人群，也在疫情期间经历了与世界各地十分相似的家暴困境：这些受害者被暴力伤害的风险显著增高、被暴力伤害造成的后果也更严重、同时向外界求助的渠道与资源却被大大地压缩。

比如，一份来自Davis等人(2020)出具的研究数据直观的显示，感染新冠肺炎的美国人群面临着更多的家庭暴力风险，报告出现新冠症状但拒绝接受核酸检测的人遭受家庭暴力风险是未报告新冠症状的人的3倍(OR值=3.15，95% CI 1.19～2.29，p<0.05)，新冠肺炎检测呈阳性的受试者对亲密伴侣使用心理暴力(OR值=3.24，95% CI=1.18～8.89，p<0.05)和躯体暴力(OR值=3.02，95% CI=1.12～8.17，p<0.05)的几率均增加了3倍以上。另有学者通过分析来自遍布美国22个州的25个城市与1个县的警方公开数据发现，从2020年3月13日到5月24日，因COVID-19而呆在家里的家庭暴力预估平均增加了5%以上(Hsu & Henke, 2021)。在所有已发布的研究中，关于亚裔的数据十分有限，但不难想象，在疫情影响与种族歧视等问题的多重冲击下，生活在美国的亚裔女性面对家庭暴力问题，只会身处更高的风险和更艰难的境遇中。

（二）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使亚裔生存困境更加恶劣

自2020年3月疫情在美国大规模暴发以来，亚裔美国人也因此面临着“种族主义”和“仇亚情绪” 的次生威胁，成为顽固仇亚者持续骚扰和攻击的目标，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性言行乃至暴力行为，也如新冠肺炎病毒一般在美国社会蔓延，且成为席卷全美的事件。美国持续攀升的仇亚事件不但聚焦了美国社会的目光，也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考虑到华人在美国仇亚过程中的特殊境遇，以及以华人为目标的仇视言行在整个美国仇亚事件中的较高比例，疫情的爆发使得中美之间本就相对紧张的关系变得更加严峻，这一战略竞争形势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在美亚裔的生存挑战。

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与亚裔在美国的经历桴鼓相应。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裔的集中拘禁，还是冷战初期的“华人认罪计划”(Chinese Confession Program),皆是这种联动关系的集中体现（Greg Robinson，2001）。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便借口人权、知识产权、西藏和台湾等问题，不断通过立法、外交等手段向中国施压，并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影响到美国华人，进而波及亚裔，而今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同中国“脱钩”和对抗的战略，中美关系始终存在强烈的利益对冲。正如亨利·基辛格(2015)所言，由于价值理念上的巨大差距，中美之间并未形成“共同的世界秩序观”。

根据盖洛普（Gallup）2021年3月的一份民意调查，4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是一年前的(22%)两倍多，高居第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政治学教授安德鲁·内森(Andrew Nathan)认为，美国人担忧乃至恐惧中国的崛起。根据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发起的全国公众调查结果，近 40% 的公众认为“亚裔美国人在政府和高科技领域‘过于’有影响力，并且这些人对祖籍国更加忠诚”。一些华侨华人清醒地发现，“中美关系一有风吹草动，美方还是会把他们当外国人”（Krejsa &  Cho，2018）。

如今，两国在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之间的对冲也变得愈加严峻，双方之间的战略竞争大有向各个领域蔓延的趋势，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仇亚暴力的加剧，致使亚裔在美国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劣。通过对“停止对亚裔仇恨组织” （Stop AAPI Hate）发布的《2020—2021 国家安全报告》中报告案例者族裔身份进行分析可知，受歧视的人群中，华人占比 43.5%，为受害最严重的族裔群体，韩裔、菲律宾裔、日裔和越南裔共占比达 42.7%。接近90% 的报告者认为，他们的华人或亚裔身份是导致其被攻击的首要原因。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生于美国，或者来美多年，在语言、生活习惯方面已完全“美国化”，但黄皮肤和黑眼睛却让他们成为“永远的外国人”，亦成为被攻击时最显而易见的标志。而在这其中，弱势群体更易遭到攻击，美国社会仇亚的多数袭击目标是亚裔老人和妇女。洛杉矶亚裔美国人促进正义组织(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发表声明中提及在《报告》记录的共计6603起仇亚事件中，64.8%的报告来自女性。

除了可能面临的歧视和辱骂，疫情冲击下美国华人面对的种族犯罪数量也直线上升。美国国会亚太裔委员会(Congressional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ucus）2021年 2 月发布警告称，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国内针对亚裔群体的暴力事件激增，已使亚裔美国人面临“无法令人忽视的危机”。从曼哈顿、华盛顿、西雅图到洛杉矶，受攻击的亚裔遍布全美各大城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有大量报道称亚裔美国人遭受歧视和暴力，32%的亚裔成年人表示，他们担心有人可能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80% 的亚裔美国人认为，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在增加(Ruiz et al.，2021)。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于 2021 年 6 月发布的仇恨犯罪研究数据显示，2021 年第一季度，反亚裔仇恨犯罪相比 2020 年同期增长了 189%，仇恨犯罪增长率最高的三个城市分别为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其中纽约报告的仇恨犯罪事件从 2020 年第一季度的 13 件飙升至 2021 年的 47 件，增长率高达 262%(中国人权研究会，2021)。

相应的这一切歧视和犯罪也导致了亚裔在美国社会中的归属感和被接受度在所有种族群体中最低。根据STAATUS（美国亚裔社会追踪）指数研究，在18-24岁的亚裔美国人中，只有19%的人完全同意他们有归属感且被接受，而65岁以上的人则为51%，认为自己完全属于美国的亚裔美国人女性（27%）的比例也低于男性（33%），更甚者，在美国出生的亚裔美国人的归属感比非美国出生的亚裔美国人更弱。归属感低的问题就容易带来信任度的下降，在遭受歧视等不公平对待时也难以相信政府或是社会能够给予帮助，从而不会选择去发声和寻求帮助。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战与民族仇外情绪交织在一起，无疑让美国亚裔的生存环境更加艰难，也使受家暴迫害的亚裔女性常常进退维谷，只得默默忍受。

（三）交叉视角下亚裔女性的双重脆弱性

交叉性被定义为理解复杂社会权力动态的女权主义视角（Peng, Q. 2019)。一方面，性别与其他社会类别，如社会出身、种族、国籍、民族、性取向等，是界定社会权力强弱的重要变量；另一方面，女性并非同质性群体，仅仅从性别视角出发将会掩盖其他社会结构性压迫。从交叉性视角出发，将有利于解构社会结构性的不平等，使人们得以观察到问题背后的复杂性。

以新冠疫情爆发后采取的封锁政策为例，其引发的潜在和意外后果暴露了社会主流政策制定缺乏充分考虑弱势群体、少数群体脆弱性的问题。首先，封锁政策的执行很可能会使女性承担起更重的无偿护理责任，更难以保持经济独立性。此外，封锁命令的一个潜在和意外后果可能是家庭暴力增加，包括虐待伴侣、老人或儿童。对于犯罪者或潜在犯罪者，家庭成员需要长期处于封闭空间的命令同时也意味着可以不加掩饰地肆意使用暴力行径。一方面，女性作为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在疫情爆发后处于更为被动的境地，另一方面，从疫情期间发生的家庭暴力行径对不同族裔女性造成的影响来看，亚裔女性无疑面临着比白人女性更为严峻的挑战。

女性从事的无偿护理工作是男性的三倍以上 (Amarante & Rossel，2018；Baxter & Tai，2016)，她们承受着更大的双重负担，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年迈的父母和残疾的家庭成员。受长期的社会隔离、呆在家里以及学校关闭的影响，人们，尤其是工薪阶层面临着更大的心理压力。受此影响，承担更重家庭责任的女性不仅可能要面对日益暴躁的伴侣，还要消化无偿护理带来的不断升级的精神压力。由于重启学校并非新冠疫情肆虐期间的主要事项，母亲们已经被排除在劳动力之外。这些情况持续的时间越长，需要养育孩子的女性就越难从长期失业中完全恢复，从而导致获得职业机会可能性不断降低。与此同时，被迫长期处于一个狭小空间还增加了女性遭遇家庭暴力的可能性。在本就难以向外寻求帮助的环境下，缺少社会结构性支持的少数族裔女性无疑面临着更严峻的生存困境。

据NBC新闻2020年10月1日报道，当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封锁于3月开始时，几家亚裔美国家庭暴力组织的工作人员眼看着他们的工作陷入沉寂。即便是在疫情放开后，家暴报告数量激增的情况下，亚裔美国女性——已经是最不可能报告虐待的群体——仍不倾向于向外寻求帮助。因此，在思考遭受家暴的亚裔女性面临的困境时，我们会发现种族身份和文化背景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诸多亚裔美国社区，家庭暴力通常被视为一种让家族蒙羞、不应与外人分享的事情。即便身处美国，围绕在受害亚裔女性周围的公共舆论仍然受到传统观念的无形渗透。在面对家暴行径时，受“家本位“思想影响 ，很多女性会选择妥协和忍让。而当亚裔女性最终选择向外求助时，受经济依赖、文化差异以及语言障碍等因素影响，非正式、非官方的外部支援往往是她们的首选，但专门以遭受家暴的亚裔女性为服务对象的非政府组织与个人援助是极为稀缺的，现存在的组织与个人也是缺乏持续稳定资金补给的。此外，许多亚裔女性也面临着种族主义加剧与被驱逐出境的风险，出于对此的恐惧也进一步阻碍了亚裔女性像警方或其他政府部门求助。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社会针对亚裔的犯罪问题变得更为严峻，亚裔女性在公共场所的不安全感变得更为强烈，这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了她们尝试逃离施暴者的主动性。根据联邦调查局（FBI）的记录，从2019年到2020年，针对生活在美国的亚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了77%（Department of Justice，2020）。在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期间，有9,000多起反亚裔仇恨事件被自行报告给倡导组织 "停止亚太裔仇恨（Stop AAPI Hate）"（SAH，2021）。而针对亚裔美国人遭受的暴力和骚扰进行跟踪研究的诸多组织表示，与男性相比，针对女性的攻击更为突出。此外，施暴者有时也会利用移民身份来要挟与控制受害者，面对被遣返的风险，一部分亚裔女性会选择妥协来谋求一个相对稳定的合法公民身份。最后，与美国影视剧中惯常出现的精英形象不同，现实中的亚裔女性并不是处于优势经济地位的少数群体，并更有可能面临失业困境。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在2020年，44%的亚裔美国女性面临失业六个月或更长时间的境遇，而黑人女性为40.8%，拉丁裔女性为 38.3%（Department of Labor，2021）。根据Lean In和麦肯锡公司联合发表的2021年美国企业女性状况的研究，亚裔女性在初级职位中占15分之一，但在高级职位中仅占50分之一（McKinsey，2022）。当施暴者在经济上处于主导地位时，遭受家暴的伴侣很可能因为惧怕失去主要经济依靠而选择忍气吞声。

（四）研究问题

本文从新冠大流行爆发后的时代背景出发，聚焦美国社会遭受家暴的亚裔女性群体，将围绕受害亚裔女性的生存现状与美国政府以及社会的援助概况这一主题，尝试回答以下几个具体问题：疫情后美国亚裔女性终身遭受亲密伴侣暴力(IPV)的比例是多少；典型性受害者的特征是什么；美国政府现存的家暴救助体系是什么，与非政府是如何进行合作的；从遭受家暴的亚裔女性需求出发，现存救助体现存在什么问题。通过解答上述问题，笔者希望能为同样对这一研究问题感兴趣或是对少数族裔生存困境忧心的观察者带来具有启发性的思考。

(一）亚裔人口比例

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the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亚洲人”被定义为“起源于远东、东南亚或印度次大陆的任何原始民族的人，例如印度、中国、菲律宾群岛、日本、韩国或越南。”截至2021年，美国的亚裔人口估计约为229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6.1% （the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2020）。美国的亚洲人口是多样化的，包括来自许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除了上文罗列的以外，还包括巴基斯坦、柬埔寨、泰国、孟加拉等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口。2020年美国华人（除台湾人）后裔的亚裔单独或混合人口估计数量。华人（除台湾人）人口是最大的亚裔群体，其次是亚裔印度人（450万），菲律宾人（4.1万）、越南（220 万）、韩国（190 万）和日本（160 万）。这些估计代表单独报告特定详细亚裔群体的人数，以及报告该详细亚裔群体与一个或多个其他详细亚裔群体或其他种族相结合的人数。

亚裔美国人的比例因州和地区而异，有些地区的亚裔居民比例高于其他地区。例如，夏威夷是美国亚裔人口最多的州，亚裔人口占其总人口的37.2%；加州位列第二，估计有640万人是亚裔，占该州人口的15.4%；而华盛顿州的亚裔人口占总人口12.2%，排名第三（2020 Census Redistricting Data (Publish Law 94-171) Summary File, the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2020）。

图一：美国人口调查局（the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二）亚裔女性受害比例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 2010年的一项全国性调查，美国亚裔女性终身遭受亲密伴侣暴力(IPV)的发生率为21.2%，略低于24.3%的全国平均水平（Black, M. C., et. al., 2011）。在亚太性别暴力研究所提供的报告中，21-55%的美国亚裔女性报告遭受过亲密关系的身体暴力或性暴力（Yoshihama & Dabby, 2015）。以下聚焦了亚裔人口数量最多的三个州所提供的亚裔女性受害比例：

夏威夷州

在夏威夷行为风险因素监测调查（BRFSS）中，13.0%的成年人自我报告了亲密关系中的暴力事件（*注：亲密关系的暴力被定义为拳打脚踢以及任何暴力形式所带来的伤害）在总人口中女性报告占比为15.8%，高于男性报告占比10.2%。在这些案件中，亚裔受害者（包括中国人、菲律宾人、日本人及其他亚洲地区人种）占该州所有报告的家庭暴力案件的24.7%（Vergara R, et. al., 2013）。

加利福尼亚州

加州公共卫生部（CDPH）的研究表明，在2019年，加州亚裔女性的亲密伴侣暴力率为0.83%，略低于加州0.87%的IPV总体比率（2021）。该报告还提供了有关加州IPV特征的信息，包括幸存者所经历的暴力类型。具体而言，身体暴力是报告中最常见的IPV形式，其次是情感/心理虐待、性暴力和跟踪。加州女性健康调查报告称，加州约有 6% 的女性 (641,000) 在参与调查前的过去 12 个月内至少经历过一次心理或生理家庭暴力事件（2008）。

新泽西州

新泽西州的家庭暴力数据由新泽西州法律与公共安全部刑事司法司收集和报告。2019年，新泽西州报告了29834起家庭暴力案件，包括身体虐待、性虐待和精神虐待。在这些案件中，2264起涉及亚裔女性受害者，占该州所有报告的家庭暴力案件的7.6%。在同一年，新泽西州亚裔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比例为每1000人1.2人。这低于新泽西州家庭暴力受害的总体比例，后者为每1000人2.1人。

虐待类型比例

从亚洲女性所经历的不同类型家庭暴力的比例来看，心理虐待是亚洲女性所经历的最常见的虐待类型，包括口头威胁、羞辱和行为控制等策略（The Asian Pacific Institute on Gender-Based Violence, 2014）。例如，2014年，亚太性别暴力研究所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家庭暴力幸存者进行了一项全国性的在线调查。研究表明，63%的受访者表示曾遭受过精神虐待；《人际暴力杂志》（th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纽约市的中国移民女性样本中，47%的人报告遭受过情感虐待，在不同类型暴力中占比最高（Yick, et. al., 2016）；全美拉丁裔和亚裔美国人研究(National Latino and Asian American Study)表示，在亚裔美国女性样本中，43%的人报告遭受过伴侣的心理暴力（Cho, et. al., 2013）。

此外，性暴力和经济虐待 也是亚洲妇女普遍遭受的虐待形式。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 2010年开展的《全国亲密伴侣和性暴力调查》（NISVS）发现，7.2%的美国亚裔女性报告称，她们一生中遭受过亲密伴侣的性暴力，同时，14.7%的亚洲女性称自己遭受过亲密伴侣的经济虐待（Black, M. C., et. al., 2011）；针对纽约市亲密伴侣暴力的韩裔美国幸存者的研究发现，58%的参与者报告遭受过性虐待，68%的参与者报告遭受过经济虐待（Lee, M. Y., et. al., 2015）；针对在美国的南亚女性的研究发现，30%的参与者报告遭受过性暴力，57%的人报告遭受过经济虐待（Raj, A., et. al., 2015）。

这些研究表明，除了身体暴力之外，情感虐待、性虐待和经济虐待是亚洲女性经历的常见虐待形式。然而，大多数研究采用的都是来源于受害者的自我报告，而此类报告存在个体差异或社会期望偏差。例如，每个女性对于情感暴力的感知程度和衡量标准都不相同，故研究人员无法将自我报告标准化，降低了调查的有效性，因此不能代表整个美国遭受家暴的亚裔女性群体。尽管如此，它们仍然为亚洲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经历提供了宝贵的数据以及见解。

（三）亚裔家暴受害者案件特征

亚太性别暴力问题研究所总结了大部分亚太裔女性受到性别暴力的情况和特征。在东亚地区，美华裔女性受害者案件中，施虐程度与施虐者的语言能力和合法身份（美国居民或永居）没有显著关系。没有合法美国身份或者语言能力较差的女性更易受到严重的虐待。然而拥有合法公民或永居身份的女性更易受到长期虐待。有工作且高中文化以上的施虐者更易严重虐待他们的女性伴侣。另一方面，有工作的华裔女性更易受到虐待，而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容易受到虐待 (Yoshihama, 2020)。

此外，一项2006-2007年的健康调研电访了592位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韩裔女性（70%回复率），发现较年轻的女性（18-39岁）在过去一年中更易受到亲密伴侣的心理虐待（34.5%），而在40-54岁和55岁及以上的年龄段人群中，这个比例分别是26.3%和18.3%。18-39岁和40-54岁年龄段的韩裔女性更易受到伴侣的性胁迫，比例分别为19.6%和20.5% (Yoshihama, 2020)。

南亚地区的调研也反馈了一些相似的特征。一项研究采访了87位18-60岁的在美菲裔女性和56位印度和巴基斯坦裔女性，发现菲裔女性出生在美国或者在青春期前就移民的（1.5代或更后）相比于美国境外出生或青春期后移民的（第一代）更易受到亲密关系中生理和性暴力（不包括跟踪尾随），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裔女性（包括所有三种亲密关系暴力——身体暴力、性侵犯和跟踪）。年纪越轻的南亚裔女性都越易受到亲密伴侣的尾随。年纪越轻的南亚裔女性越有可能求助警察、法律机构和家庭暴力机构。无论移民和代际情况，菲裔女性都不太在家暴中寻求医疗保障。而出生在美国和1.5代及以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裔女性相比于第一代都更可能去寻求医疗保障 (Yoshihama, 2020)。

此外，在马塞诸塞州波士顿地区对160位南亚裔已婚或异性恋关系中的女性调研，发现包办或非包办婚姻对亲密关系暴力的发生没有显著影响。另外虽然统计学上不显著，但是非美国出生的南亚裔女性举报家暴的概率是其他女性的3.5倍、举报家暴伤情是其他女性的4倍。纽约州纽约市的45名尼泊尔裔女性社区领袖表示她们的伴侣会限制她们的行为自由，要经过允许才能去朋友或亲戚家，或者被禁止去工作和上学 (Yoshihama, 2020)。

针对达拉斯和沃斯堡地区的越南教堂、寺庙和社会民间组织中招募的200位男性受访者，研究进行了纸笔问卷调研，发现越年轻、受教育程度越低、且持“特定情况可虐待伴侣”态度的男性更容易在过去一年中对亲密伴侣实施身体虐待。然而，饮酒频率和酒精中毒程度（密歇根酒精筛查测试（MAST））都与实施身体虐待的倾向无关 (Yoshihama, 2020)。

不同地区针对亚太裔女性的家庭暴力案件在施虐者和受害者的社会经济身份上有着惊人的相似点，同时也因为民族文化有着不同，下述案例充分映射了以往报告中的案例特征。

1、案例一

2022年5月，亚洲法律核心小组 (Asian Law Caucas) 发布了一篇关于美亚裔幸存者遭受人口贩卖和家庭暴力的案例文章，由于涉及受害人隐私和二次伤害和报复问题，她使用化名Z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Z从小出生在巴基斯坦，家庭幸福和睦，她努力学习立志成为一名护士，原本她会和大部分女性一样结婚生子，然而2015年的厄运彻底改变了她的轨迹。那年一位生活在美国的巴基斯坦女士回到家乡遇到了Z和她的亲人，不久Z就和她的儿子订婚了，他们一直保持电联，憧憬着未来美好的赴美生活，而这位准婆婆也“掏心掏肺”地与儿媳畅想未来共同生活、经营事业的日子。Z彻底陷入了甜言蜜语的粉色泡泡中，然而她全然没想到即将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地狱。

婚后她的丈夫先行回到美国，而她则在巴基斯坦花了两年等待绿卡，在此期间丈夫与她逐渐生疏，Z依旧天真地认为这只是长期异国的正常现象。两年后当她终于踏上赴美之路时，突然发现婆婆性情大变，在机场对她大吼大叫，没收了她所有的身份文件，包括重要的护照，更甚，她的丈夫已有新欢。到了美国后，Z被强迫在这位婆婆的公司里做免费劳动力，从早9干到晚6，从周一干到周六，在家的时间就做家务、洗碗，为六位屋主洗衣服，甚至一天都没饭吃。之后Z更被要求带嫂子的孩子和丈夫和新欢的孩子，且被威胁如有差池就告送到移民局。在这几年里，Z被禁止出门或结交朋友，也不可以和任何人说出自己的遭遇，一次在工作中与同事交谈时被婆婆发现，Z还收到了死亡威胁。

后来事态越发升级，Z更换了手机后逃了出来，她获得了各方组织的帮助，在有能力租房前一直暂住在庇护所里，同时接受了一位治疗师的帮助。她联系了Narika和Asian Pacific Islander Legal Outreach两家以移民女性为服务对象的非盈利组织，获得了移民事务和离婚诉讼方面的帮助，此外亚洲法律核心小组还指导Z了解了自己应获得未支付工资和追究施虐者责任的权利。日前Z等待T签证获得保护并继续留在美国。

Z希望自己的故事和经历能激励和帮助到更多的人，在寻求救助的过程中她意识到庇护所承担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庇护所应当拥有足够的资源来保障受害者的居所，而不至被迫过早得离开。另外语言上的的帮助也举足轻重，比如她在申请房屋租赁合同时需要通晓英语的专业人士来协助。Z还认为对于像她一般的南亚穆斯林人士，庇护所人员需要具备足够的文化常识和能力才能保证不会造成二次伤害。更为重要的是，Z认为救助系统中需要有明确的问责制，确保救助资金能第一时间到达受害者手中 (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 2022)。

在以上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Z是一名年轻的南亚裔女性，家庭合睦幸福，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十分符合受家暴的亚太裔女性侧写，同时在各类报告中，施虐者的形象却是不可预估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异性关系中的家暴是由于一方渴望对另一方控制和行使权力的体现，施虐者通常具有强烈的愤怒感、攻击性、权威性和支配性。Z的婆婆通过甜言蜜语对受害者进行哄骗，最终通过囚禁、剥削、侮辱和威胁的手段控制Z，是典型的情绪暴力（Emotional Abuse）、经济虐待（Economic Abuse）和身体暴力（Physical Abuse） (Nations, 2022)。Z在求助时提到因为丈夫一家的经济虐待，她无法获得自己工作的等值回报和收入，在租房时因为语言不通而面临着重重困难，而且有时候无法获得直接援助，因此庇护所提供的直接经济援助和语言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一项研究表明亲密关系暴力造成的伤害往往是无目击者的(Wu et.al., 2010) ，而且受害者出于羞耻和恐惧，非外伤性的就诊成为主要形式，即使家庭暴力发生以后也只有23%的受害者上报伤情 (Stark et.al., 1979)，研究显示78.4%的受害者进行了医疗投诉，74%的受害者未被认定为虐待伤 (Rhodes et.al., 2011)，很多时候医疗机构未能出具有效的伤情证明会让受害者感到漠视和无助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992)。因此受到暴力后由于心理因素和长期碰壁会导致受害者放弃求助，导致亲密关系暴力的升级。

2、案例二

另一案例充分体现了受虐者对施暴者的心理依赖性。住在南李奇蒙丘(Richmond Hill)的30岁的南亚裔妇女考迩(Mandeep Kaur)，2022年8月3日用印度语中的旁遮普语(Punjabi)在网络上发布视频，概述了她的丈夫如何无情地折磨她。考迩在视频中哭泣着露出淤伤，表示她的丈夫在印度时就开始就殴打她，来到美国后依旧如此，每天不论喝酒与否均会施暴；八年来她尝试了各种方式改变，却没能阻止对方每日向她施暴；她还指控丈夫有外遇，曾把她关在卡车内五天。因承受不了压力，考迩已于2022年8月4日在家中自杀身亡。

对此，一些人不禁想问，这些受害者为什么不及时分手或者离婚？实际上，受害者无法逃离暴力循环的缘由，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首先，施暴者往往会在暴行后主动道歉，十分“诚恳地”表达悔意(Chen Shuang, et. al., 2019)：考迩在视频中表示，她的父亲曾帮她报警，但因丈夫恳求她，最终放弃了指控。另外，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机构发布的报告，受害者选择忍气吞声，一般是出于以下原因：害怕被报复；经济和心理上的依赖；认为警察不会管；认为家暴是私事等。考迩选择忍受家暴的原因之一就是对丈夫经济上的依赖，主要体现在对两个孩子的抚养方面。考迩的父亲贾斯帕尔·辛格 (Jaspal Singh) 曾表示，考迩与丈夫桑杜于 2015 年结婚，2018 年共赴美国。“但她说她不会离开他，因为她无法抚养她的两个女儿。我们明白”(Jaspal,et.al.,2022)。考迩也在视频中表示她为了两个女儿选择忍受家暴。

在以上几个原因中，心理依赖尤其值得注意。要知道，家庭暴力不仅仅是肢体暴力，还包括精神暴力，比如经常性的侮辱谩骂等(Chen Shuang, et. al., 2019)。由于人格被侮辱和贬低，受害者会渐渐变得不自信，自我价值感降低，从而失去逃离糟糕境地的热情。视频中考迩表示自己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因生了两个四岁与六岁的女儿，没生儿子，多年来反复遭受丈夫兰乔德比尔·辛格·桑杜 (Ranjodhbeer Singh Sandhu) 的肢体与心理虐待。当桑杜将她推倒在床上并让她窒息时，她说：“我拒绝再接受这个了”。在视频中，可以听到她的两个孩子在她被虐待时嚎叫，“ Papa, no maaro mumma nu （爸爸，别再打妈妈了）”。在这次的案例中存在着许多的精神暴力，例如被加上“生不出”儿子的罪名、在亲生孩子面前屡次遭到暴打的羞愧与对孩子的心疼、丈夫的出轨、八年来数次尝试均失败的绝望，都让考迩的人格一再被侮辱与贬低，反而加重了其对丈夫的心理依赖，认为没有丈夫仅凭自己绝无可能养育两个孩子。

此外，公共援助的缺失也是女性难以逃脱家暴困境一大原因 。在另一个视频片段中，考迩公开了自己被殴打的视频，在网络上求助，期盼他人伸出援手，但哪怕是过世后也没能得到有效的援助。她的兄弟桑迪普·辛格 (Sandeep Singh) 表示，他们正在努力申请签证以她的遗体运回家，但没有得到任何官员的任何帮助或回应。据桑迪普说，他们想去美国为她举行最后的仪式，并要求获得她两个未成年女儿的监护权。他们已经为考迩的父亲、母亲和姐姐申请了签证，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签证状态或孩子们会发生什么。我们没有可以与之交谈并了解详细信息的印度政府官员。我们正在努力联系每个人。她去世已经一周了，我们仍然不知道尸体会发生什么”(Sandeep Singh，et. al., 2022)。

3、案例三

除亚裔青年女性外，在美亚裔老年女性同样面临着家暴的威胁，且施暴者的角色往往从丈夫转变为了子女。这一情况在疫情后加剧。新冠疫情迫使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返回父母家中。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疫情期间被迫返回核心家庭的18岁至29岁的年轻人——包括“Z一代”和“千禧一代”——比例达到52%。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约2660万人居住在父母家中，是2021年数字的10倍以上。啃老族也存在于纽约华人社区中，他们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其中更有甚者成为家庭暴力的施暴者。

一名居住在纽约市的华裔女性长者V女士于2022年6月15日表示，她的女儿和外孙数年前以照顾自己为由寄住在她的房子里。但女儿与外孙鲜少分担家务，且外孙成年后，拒绝继续深造，更没有外出打工，整日窝在家中“啃老”。外孙不仅对她恶言相向，还曾用枕头压住她的口鼻，偷录其哭声诬陷她失智，她只能向法院起诉，以房东身份要求两人搬离。

V女士无法逃脱家暴困境的一大原因在于警方的失职 。V女士说，她在家中曾数次教育女儿与外孙，但双方却发生激烈冲突；她回忆，一次与外孙的争吵过程中，对方先用手捂住她的嘴巴，随后又用枕头压住其口鼻，她感到害怕并立即报警求助，警方却不了了之。虽然多次报警求助，但V女士表示，她的外孙偷录其哭声与双方的争吵声，在警察面前诬陷她患失智症；“有个警察听信他的一面之辞，说我再这样，就把我送到精神病院”(V,et. al.，2022)；为避免事态恶化，她向市府多部门求助，并拟向房屋法庭递送诉状，以房东身分驱逐两人，“我的心很痛”(V,et. al.，2022)。

此外，韩裔社区服务中心的成约翰(John Shin)在座谈会上表示，亚裔女性长者受虐后常选择缄默的原因还有语言不通与文化差异。以自己所在的社区中心举例，指出14年来，该中心共仅收到不到五起投诉，“这并不意味着亚裔长者晚年幸福，一份医学期刊显示，相较其他族裔，韩裔长者的晚年生活最不快乐。”(John Shin,et. al.，2022)

传统观念的束缚也导致在美亚裔家暴受害者不想将“家丑”宣与外人，以维持家庭和睦的表象。另一名与会者朱乔治(Roger Chu，音译)表示，他的妹妹患有精神疾病，曾多次举刀威胁父母，但华人因传统文化影响，父母要求他对此三缄其口，却没料到正是这样的举动导致危险事件一再发生。

福寿老人中心主任郑石表示，除了身体遭受虐待外，许多华裔长者受到子女言语或经济的虐待；他举例说，曾有华裔长者花费一生的积蓄为子女买房，但房产到手后，被子女赶出家门，无家可归。他呼吁更多受害者说出自己遭受家庭暴力的经历，勇敢求助，避免酿成更大的悲剧。

（一）家暴救助体系框架

1、政府救助体系

美国中央政府官方提供的家庭暴力援助主要由美国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等官方部门提供，以司法建设为核心，建设了围绕呼救热线、住房安置、经济支持与技术援助等方面的救助体系。

（1）司法建设

1994年，美国政府针对全国范围内的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问题，颁布了《暴力侵害妇女法》（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以下简称VAWA）(“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 n.d.)。VAWA 是美国首部将家庭暴力和性侵犯定为犯罪的联邦立法，也是首部鼓励社区协调应对暴力行为的联邦法律。2000年，在比尔·克林顿总统重新授权VAWA的过程中，国会扩大了范围，将约会暴力和跟踪犯罪纳入其中，为受害者制定了法律援助计划，并为受虐待的移民设立了U和T签证，允许他们留在美国。2005年对VAWA的重新授权为移民提供了进一步的保护，并增加对受害者外联、援助和预防工作的资助，制定了预防暴力战略。此外，VAWA还规定将家庭暴力或跟踪的受害者驱逐出联邦住房是违法的。2013年，奥巴马总统重新授权 VAWA，扩大了对美国土著妇女、移民、LGBTQ+个体、大学生和青年以及公共住房居民的保护。2018 年，由于联邦政府停摆，该法案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到期，尽管有短期恢复，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再次到期。国会的共和党人反对该法案，因为它包含一项条款，限制那些被判犯有家庭暴力、袭击或跟踪骚扰罪的人购买和拥有枪支的能力。2022 年，VAWA得到重新授权，并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加强：包括为 VAWA 赠款计划提供和增加资金，扩大部落法院的特殊刑事管辖权以覆盖非土著暴力犯罪者，以及为服务不足和边缘化的社区增加资源——包括 LGBTQ+的暴力幸存者(mwright, 2022)。此次重新授权还为亲密伴侣暴力的受害者增加了新的公民权利保护，以满足我们日益数字化的世界的需求。

除了VAWA，国会于1996年颁布了《家庭暴力罪犯枪支禁令》（通常称为“劳滕贝格修正案”）。该法案禁止犯有家庭暴力轻罪的人或因家庭暴力而受到限制或保护令的人运输、转让和拥有枪支和弹药。

（2）呼救热线

全国家暴热线（National Domestic Violence Hotline）(About, n.d.)：1994年，VAWA法案签署的同时，比尔·克林顿总统授权设立全国家暴热线。此后，不断有资金投入热线建设。2005 年，热线筹集了270万美元，用于建设技术能力，以便接听更多电话并为幸存者提供更好的支持。2006年，美国大型电信集团Verizon通过#HOPE Initiative 提供与热线的直接连接，从任何 Verizon无线电话拨打#HOPE 可立即连接到热线。

全国约会虐待求助热线（National Dating Abuse Helpline）：2007年，全国家暴热线和 Liz Claiborne Inc. 宣布启动名为"love is respect"的项目，该项目为全国青少年约会虐待帮助热线。love is respect于2011年扩展出短信服务，为求助者提供24小时短信求助服务。

（3）住房安置

联邦住房选择券计划（Federal Housing Choice Voucher Program）由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以下简称HUD）管理，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援助。2013 年，VAWA重新授权并规定HUD 在住房计划中扩大对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侵犯和跟踪的受害者的住房保护(Office of the Secretary, HUD, 2016)。

（4）经济支持与技术援助

暴力侵害妇女问题办公室 (Office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以下简称OVW) 目前管理着 19 项由VAWA授权的赠款计划。其中有4项计划由法律规定资金的分配方式，而其余计划则 OVW 负责根据VAWA酌情分配资金数额和资质。这些赠款计划并不是直接给到受害者的经济援助，更多是用于建设各地区的官方救助组织及NGO，旨在通过加强对受害者的服务、对施暴者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减少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暴力和跟踪骚扰。

此外，OVW还管理着一个技术援助项目，为OVW受赠方提供他们所需的培训、专业知识和解决问题的策略，以应对并处理性暴力、家庭暴力、约会暴力和跟踪骚扰。OVW的技术援助项目为OVW受赠方和潜在受赠方提供面对面和在线教育机会、同行咨询、现场访问和有针对性的援助。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OVW的技术援助项目通过示范举措或对新开发的培训课程或工具进行评估，向少数试点地点提供技术援助。

在地方层面，每个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家庭暴力援助计划和资源，通常包括警方、妇女和儿童保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和家庭暴力庇护所等。这些机构和组织提供安全的住所、食物、医疗、法律和心理咨询等服务，以帮助受到家庭暴力影响的人。他们与中央政府的家暴救助体系相互配合，相互配合，共同应对家庭暴力问题。例如，当地的妇女和儿童保护服务中心可以协助受害者申请联邦住房选择券计划，中央政府的家暴救助体系则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给地方政府的机构和组织，以加强家暴救助工作的能力和效果。

2、NGO机构与政府的合作体系

在美国，非政府非盈利组织（NGO） 与政府机构相互补充，提供家庭暴力援助服务。NGO通常是由私人捐款和政府拨款资助的，其宗旨是为受家庭暴力影响的人提供支持和援助。NGO可以与政府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应对家庭暴力问题。

NGO与政府体系的合作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政府资金援助：政府向NGO提供资金，用于运营和提供家庭暴力援助服务。政府资金的提供通常需要NGO满足一定的要求和标准，如定期报告、审核和监督等。例如上述OVW所管理的19项赠款计划。

政府技术援助：NGO可以向政府机构寻求帮助和技术支持，例如OVW所提供的技术支持项目。

NGO协助政府进行救助：政府机构运力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将求助者转介至NGO，NGO则可以协助进行家庭暴力幸存者援助。

NGO作为政府机构的外沿，将家庭暴力援助服务的效果进一步提高，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为受家庭暴力影响的人提供更全面和有效的支持和援助。

3、移民身份与亚裔救助

VAWA规定，如果家庭暴力受害者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的孩子、父母或目前/以前的配偶，且受到该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虐待，則可能有资格自己申请绿卡，而无需该虐待者为其申请移民福利(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2020)。这意味着，因婚姻、领养等来到美国的亚裔女性如果受到家庭暴力，无需受制于身份问题而选择隐忍。与此同时，根据规定，通过人口贩卖活动来到美国的非法移民妇女儿童作为犯罪受害者，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申请绿卡。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犯罪受害者移民，都能获得多种美国法律的保护，而受害者通常缺乏法律知识，不了解这些保护，这更加加剧了她们的处境的脆弱性，这就显得一线工作的援助组织更为重要。

美国有许多针对亚裔妇女进行家暴援助的NGO，例如亚洲反家庭暴力特别工作组（Asian Task Force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亚太岛⺠家庭暴⼒资源项目（Asian/Pacific Islander Domestic Violence Resource Project ）等。这些组织活跃在美国不同的地区，为当地家暴受害者提供住房、健康、教育、移民、语言等方面的免费援助。需要指出的不足是，由于人手、资金的限制，这些服务于亚裔的组织的官网建设常常不够用户友好，这也是未来有待改善的部分。

（二）疫情期间联邦与州级政府的家暴政策更新与其执行情况

新冠疫情于美国境内肆虐的初期，政府在法律上的响应较为迟缓。曾有学者提出，美国应效仿部分欧洲国家的应对措施，由政府授权地方部门或机构征用酒店资源作为家暴受害者的临时庇护场所 (Soled, 2021)。然而，疫情发生后很多政府部门关于家暴庇护的信息响应并不及时，以新泽西州为例，该州主要的反家暴机构“新泽西终止家庭暴力联盟“（the New Jersey Coalition to End Domestic Violence's）在其网站上没有提供任何与受害者可以通过何种渠道于何处获取帮助的信息，只是提供了美国疾控中心（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dn Prevention)与新泽西州新冠疫情信息中心（the New Jersey COVID-19 Information Hub) 的跳转链接，因此，若受害者在疫情期间前往该机构网站寻求救助资源，将很难获得实际有效的帮助。很多救助机构也强调，新冠疫情期间，针对性别的暴力案件受害者对于衣、食、住、行、以及经济支持的需求显著增加，但是相关机构有能力提供的服务与资源却显著减少（Bettinger-Lopez, et al., 2022）。比如，家暴庇护所的床位紧缺，不少人面对失业带来的经济压力与困境，支付基本的生活开销也成了问题；由于公共交通工具的暂停或其潜在的疾病传播风险，很多受害者难以离开暴力环境，外出寻找救助机会。对于移民群体、少数族裔、LGBTQ+社群等少数群体来说，这些问题则更加严峻。

Soled （2021）建议，在新冠疫情期间，法院应主动扩大受理紧急家暴案件的承接数量， 比如指派更多的法官进行家暴案件的听证会，以此保护受害者不再受暴力侵害的同时，加快案件的处理，早日协助受害者远离暴力环境。虽然目前为止，美国全国范围内还没有针对疫情期间具体的政策与法律变化与其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影响的系统性研究，但部分学者通过线上问卷、电话访谈、邮件交流、以及对社区集会进行观察发现，自2020年的4月至7月，在南佛罗里达州，当地的法院等机构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而尝试了不同的应对举措（Bettinger-Lopez, et al., 2022）。比如，法院工作人员对司法程序进行了合理调整，比如为了在封锁期间进行听证会与审理等工作，法院使用电话或视频通话（如Zoom软件）等技术代替了传统的出庭模式；许多法院系统也延长了将在全国封锁期间到期的民事、刑事和临时保护令，以此为幸存者及其子女提供保护。

表面上看，这样的调整似乎降低了普通人通过司法程序获取正义的门槛，比如受害者不必担心通勤、照顾孩子、或请假来参与听证会或案件审理。然而，许多弱势群体，如老年人、少数族裔、移民、LGBTQI+、低收入者、残疾人士等，可能因为并不熟悉使用这些技术或无法支付其使用所需的费用而被“线上司法体系”拒之门外。同时，通过Zoom等平台进行的听证会常常会因为技术相关原因被拖延，因此难以对大量的案件进行快速的裁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暴案件的处理效率，并增加了幸存者继续生活在不安全的环境中的风险（Bettinger-Lopez, et al., 2022）。

（一）政府救助存在的不足

遭受家暴的女性是否会寻求帮助的取决于对家暴行径的定义，并随着女性对自身处境和外部环境认知评估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一般来说，受害者可以寻求的帮助主要分为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两种。朋友和亲戚等人际网络的存在是这些女性获得非正式的支持的主要来源(Horton & Johnson, 1993)。正式的支持则主要由警察、司法机构内的工作者、社会服务组织内的工作人员、医疗工作者、危机热线工作人员、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神职人员、家庭暴力倡导者和受虐妇女收容所的工作人员提供(Bowker, 1988；Goodman, Dutton, Weinfurt，& Cook, 2003)。在关于IPV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发现遭受家暴的女性相对来说普遍缺乏社会支持，很多受害女性不愿意接受现有的非正式和正式支持网络提供的帮助(Dunham & Senn, 2000)。然而，更具有交叉性视角的研究发现，由于对当地有关部门的不信任与种族歧视的恐惧，少数族裔的家暴受害者们对从正式服务中寻求帮助更为抗拒，相对来说较倾向于使用家庭、朋友和社区领袖等非正式支持(Ragavan et al., 2020)。Kim与 Hogge（2015）发现，即便对152名亚裔印度女性遭受的IPV类型进行类型划分，她们也均更有可能从非正式的帮助者(如家人和朋友)那里寻求帮助，而不是从正式来源寻求帮助。

然而，政府救济无疑是相对非正式支持来说更具有专业性以及法律保障力的措施，这是救助家暴受害者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即使遭受家暴的亚裔女性下定决心尝试寻求正式服务，一系列障碍也很可能成为她们寻求帮助过程中的阻碍，并导致外部干预的低成功率。首先，由于遭受虐待，受害女性很可能对政府、警察和其他象征强权的权威性机构存在恐惧心理。在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对非法移民采取强硬措施。尽管民主党后来成功夺回白宫主导权，但美国国内移民的政治安全地位已受到严峻挑战。由于移民身份存在等级制度，而女性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与她们是否容易受到虐待有关(Raj & Silverman, 2002)。对于无证移民妇女来说，她们通常缺乏经济收入来源、语言技能薄弱，对美国当地的文化也所知甚少(Lee & Chen, 2000)，驱逐出境是施暴者可以用来对付她们的持续威胁。有研究发现，当受害者没有居住权或是公民身份时，他们都更有可能遭受更为严重的虐待(Kim & Sung, 2016)。尽管1994年的《反暴力侵害妇女法》(VAWA)规定保护无证件受虐妇女，并在后来不断得到更新，但许多移民妇女并不了解这些法律。此外，即使是拥有合法移民身份的女性，也可能会担心因为与暴力犯罪者的法律斗争而失去孩子的监护权。再次，近年来少数族裔遭受警察暴力执法的社会事件开始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公共舆论空间，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亚裔女性的不信任感。最后，由于正式服务部门，例如心理咨询机构中缺乏具有跨文化能力的专业人员(Das Dasgupta, 2000)，导致亚裔女性，尤其是来自于非发达地区的亚裔女性不愿意向外寻求更为专业的帮助。根据Kim和Hogge（2015）的研究，遭受家暴的亚裔印度女性的文化适应性与寻求言语和性IPV咨询的态度呈正相关，但与身体IPV相关的咨询无关。而当亚裔印度女性遭受伴侣的言语暴力与性暴力时，她们寻求非正式帮助的可能性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暴力来说有所降低。因此，文化适应性程度与她们能否进一步获得更为专业的帮助息息相关。这表明，针对文化适应程度较低、新近亚裔移民群体的外联和心理教育计划已变得迫在眉睫。这些人可能对西方导向的治疗方法持负面看法，所能接触到的资源也十分有限。

目前来看，现存的救助体系与遭受家暴的亚裔女性之间仍横亘着诸多看似隐形的障碍，追根溯源在于少数族裔女性缺少在美国政治体系中的实质话语权，导致关于少数族裔女性核心权益的议题处于边缘地位。目前，性别配额制已在诸多国家被广泛运用，作为纠正代表性不平衡的一种手段来促进女性参政（Murray，2014）。所谓的配额(quota)是指选举中为某一类或几类候选人设定的比例要求。自性别配额制出现以来，针对这一制度的争议便层出不穷：倡导者认为，它们增强了女性的实质性和象征性代表，而批评者则声称，它们以牺牲精英统治为代价，优先考虑性别身份因素。然而，男性向来被认为是公职的最佳选择，他们总能从作为主导群体的地位中受益，因为男性既能够制定游戏规则，也是既定游戏的参与者。因此，增加女性代表的比例无疑是重要的。虽然目前美国政界女性代表的比例正稳定上升，但亚裔女性参政的比例仍较低。2021年11月，吴弭(Michelle Wu)正式宣誓就任波士顿市长，成为首位担任这一职位的有色人种女性，打破了波士顿市长选举中白人男性长期垄断的历史局面，这被亚裔视为令人欢欣鼓舞的一个变化。

可以说近年来，亚裔参政热情确实得到大幅提升，不论是参选国会议员的队伍中出现了更多亚裔面孔，还是普通亚裔公民的投票率正在大幅提升，都体现了这一方兴未艾的政治潮流。然而，目前亚裔，特别是亚裔女性的政治代表性仍远远不足。亚裔目前占美国总人口的6%，而在全美联邦、州及地方各级政府中，亚裔民选官员仅占0.9%，其政治代表性仍是所有族裔中最低的（Lin，2022）。自1959年出现首位亚裔联邦参议员以来，亚裔议员在当前117届国会中已增至17名，但在535名国会议员中，现有59名非裔议员、46名拉美裔议员，而非裔和拉美裔目前分别占美国总人口的12.4%和18.7%（Manning，2021），相比之下亚裔在国会的代表性仍与其6%的全国人口占比有明显差距。在州及地方政府民选官员中，亚裔的代表性更显不足，在分别拥有第四、第五大规模亚裔人口的新泽西州和内华达州，亚裔议员分别仅有两人和一人，只有夏威夷是目前全美唯一亚裔议员代表性与其人口比例相符的州。对亚裔女性而言，她们在州及地方政府、立法部门、联邦政府官员与国会担任公职的机会则更少，吴弭是目前全美百大城市中仅有的三位亚裔女市长之一。在当前为数不多的160名亚裔州议员中，亚裔女性仅占约三分之一。可以说在目前的美国选举体系中，吴弭及波士顿前代理市长金·詹尼(Kim Janey)所代表的亚裔和非裔女性比有色人种男性、白人女性和白人男性参与政治的机会更少（Phillips，2021）。

（二）NGO与政府的合作空间

目前，以遭受家暴的亚裔女性群体为服务对象的非政府组织与美国政府机构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合作空间。与政府机构相比，很多以家暴救助为目的非政府组织本身就与社区有着紧密连接。对于有着求助需求的受害亚裔女性来说，非政府组织更有可能提供与朋友亲属相比更为专业的帮助，但与求助政府机构相比，接触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目前，美国整体的社会安全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亚裔的生存空间也面临诸多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亚裔女性，特别是移民地位相对不稳定的亚裔女性并不会将向政府机构寻求帮助视为首选。因此，如何借助非政府组织在受害女性与正式支持网络之间建立桥梁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思考方向。当非政府组织中的一线工作者有效地与受害女性建立联系，并对受害女性的问题进行详细解答，受害女性更有可能借助政府机构的支持获得更具有法律保障力的救助。但在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其很大可能面临着资金不足、人力资源不够的问题，非政府组织的可持续运作需要政府的扶持。

提取码：AV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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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庞海尘 高天月 崔笑羿

 贾雨鑫 沈于蓝 张子悦 王可心

推文排版 I 白皓瑞

图片｜Casandra Banuel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