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1943年1月1日—），意大利当代匿名作家，1992年开始发表小说，从2011年开始发表《那不勒斯四部曲》引起轰动，成为国际畅销书。2016年入选《时代周刊》评选的“当今世界100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榜单。^[1]

匿名作家

由于埃莱娜·费兰特从来不出席活动，只接受极为有限的书面采访，没人知道其真实身份。

早在1991年出版处女作《险恶的爱情》前，费兰特便就不搞宣传一事致信她的编辑，“如果这本书有些价值，那就足够了。我不会参加座谈会和讨论会，如果我受到邀请的话。我不会去领奖，如果我得奖的话。我不会推销这本书，尤其不会上电视，无论在意大利——应该会有这种需求——还是在国外。我将只通过书写参与，但我也将尽力把这种参与控制在极小的程度。”^[2]

人们就其真实身份展开讨论，一时“埃莱娜究竟是谁”成了众人纷说的疑案。然而埃莱娜本人对匿名的态度已由《碎片》（埃莱娜·费兰特20 余年来的书信、访谈和散文集）中的一段话表明：书写出来之后，就不需要作者了。如果一本书有内涵，它迟早会找到读者；假如它没什么价值，就算了。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我喜欢从古至今那些作者无法考证、很神秘却充满生命力的书。在采访中，埃莱娜也表示：我的身份、性别都可以在我的写作中找到。

以下为斯特法妮娅·斯卡特尼对费兰特的采访片段：

斯卡特尼：为什么您拒绝做一个公众人物呢？

费兰特：这是出于一种近乎强迫症的硬性需求。我们在写作时，写作的辛苦会触及身体的每个部位，当一本书结束之后，就好像一个人被强行搜身，毫无尊重可言，作者唯一希望的事就是回到完整状态，回到平时的样子，有自己的语言、思想、人际关系和工作。只有作品是公开的，作品里有我们想要说的所有东西。现在谁还在意写出作品的人呢？最重要的是，作品已经写出来了。

斯卡特尼：您的作品看起来不像是针对读者写的，好像是一种私人写作，唯一的倾诉对象是纸张（电脑）或者是自己，是这样子的吗？

费兰特：事情并非如此，我写作是因为我希望我写的书会有人看。但我写作时，读者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要找到一种能量，深入挖掘我正要讲的故事。在我的生活中，唯一不会受到别人影响的时刻，就是我在寻找语言和词汇，突破庸常的表述，揭开表象的时刻。即使是我发现这样挖掘也没用，因为表面之下什么都没有，这也不会吓到我。

埃莱娜·费兰特的小说都发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从2011年开始，费兰特先后发行了4本小说讲述了两个穷苦女孩在1950年代的那不勒斯长大的故事：《我的天才女友》(L'amica ge nial,2011)、《新名字的故事》(Storia del nuovo cognome,2012)、《离开的，留下的》(Storia di chi fugge e dichi resta,2013)和《失踪的孩子》(Storia della bambina perduta,2014)。

其作品对女性形象与心理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在采访中，埃莱娜提到：“我笔下的女性很强大，她们有文化，有自我意识，还有权利意识，她们很正直，但同时也很容易崩溃，成为别人的附庸，有时候会处于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我也会经历这样的游移不定，我很了解这种状态，这影响到了我的写作。”

关于媒体对性别与写作的疑问，埃莱娜这样回答：“我只确信一件事，我只有采用一种简洁、清醒、强悍的女性声音，我用这种声音开始写，才会觉得能写一个好故事。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我们应该去打造女性自己的传统，我们永远都不要放弃前辈留下的技艺。作为女性，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丰富和广阔的文学世界，和男性作家的文学世界一样丰富，甚至更加丰富。

一个写作的女性，她唯一应该考虑的事情是把自己所了解的、体会的东西讲述出来，无论美丑，无论有没有矛盾，不用去遵照任何准则，甚至不用遵从同一个阵线的女性。写作需要极大的野心，需要摆脱各种偏见，也需要一种有计划的反抗。”

书中涉及的议题，关于女性、暴力、权利、友谊和爱情，让我们开始思考自我价值的实现，女性该如何摆脱社会的规训。

两位主人公莉拉和莱农的童年周围遍布着各种暴力、骚乱。成年后的莱农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道：

“我一点也不怀念我们的童年，因为我们的童年充满了暴力。在我们身上，在家里，在外面，每天都会发生各种事情。但我记得，我那时从来没觉得我们遭遇的生活很糟糕，生活就是这样，这很正常。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习得的一个责任就是，在别人使我们的生活变得艰难之前，我们不得不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

虽然遭受着暴力和恐惧的侵蚀，“她们”却无法离开社区。不只是孩子，这些孩子的母亲们终其一生也未曾离开过这个小镇。社区里的女人们在这里互相伤害，犹如被圈禁于囚笼之中的困兽之斗。这其中充满了血腥和暴力，但在小镇的女人们看来却是正常的，因为她们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

“我们从小就看着父亲打母亲。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都认为其他人绝对不能碰我们，但是父母、未婚夫和丈夫，只要他们想，随时都可以给我们一巴掌，这是出于爱，或是为了教育我们，不断地教育我们。”

莉拉想继续上学，就被父亲扔出窗外，摔断一条胳膊；长大后，她的初夜几乎就是一场强暴，在婚后也时常活在被丈夫暴打一顿的恐惧中。她不能出门见客，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如果被丈夫发现她写的信和日记，得到的只有拳打脚踢。她一方面遭受着来自丈夫的权威恐吓，另一方面也受到来自其他女性的歧视。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成长的莉拉，却并未成为一个理想的提线木偶，相反，她通过越界的行为，去挑战遍布周围的凝视力量，求得一线生存。她是这样说的，“他打我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之后我会变得更强大。但他休想让一个女人对他言听计从。”

与莉拉不同的是，性格更内敛温和的莱农学会了乖顺和取悦，学会“让自己的头脑男性化，从而融入男性的文化中”。她努力学习进入大学，因为她从小就目睹那不勒斯的血腥和破败不堪，就是为了逃离那不勒斯，逃离小城中男性对女性身体与精神的支配。

莱农的叛逆也在婚后育有两个女儿后开始迸发，这其中的诱因既有对尼诺多年的爱而不得，也有丈夫不同于那不勒斯式暴力的另一种家庭暴力。丈夫并不支持她的事业，不帮忙照顾家庭，甚至也会动手打她耳光。书中玛利亚罗莎说：“我讨厌那些过于聪明的男人，他们会告诉我，我应该是什么样的” 。莱农由此想到，丈夫也会把自己的看法施加在她身上。他习惯于告诉女人，怎样做一个恰当的女人。他评价你的衣着、身材、举止姿态，听上去似乎是在帮助你成为更好的你，成为一个所谓的完美女人、完美妻子。

这时莱农意识才到，无论她读多少书，有多么想摆脱自己的出身，跨越了多少个阶级，仍然无法摆脱这样的男性凝视，无法真正融入属于“男性的文化”中。她是第一个离开那不勒斯的人，也是第一个意识到 “婚姻和人们想的不一样，它像一个机构，剥夺了性交的所有人性”的人。

于是她决定再一次出逃。她的出轨， 同样也是一种出走，一种远离“自我”的出走，这个“自我”，是她在社会和规则下所构建起来的，一个知书达理的温驯的女性形象。她曾对尼诺坦白内心：“我要走自己的路，不是你的。”

莉拉无法继续上学，于是就在父亲的鞋店继续工作，自己设计鞋子；无法忍受痛苦的婚姻，就逃离；艰难谋生的过程中也不停止学习，白手起家。莉拉与莱农在不同阶段分别经历了对婚姻和爱情的幻灭，生活一次又一次将她们推到悬崖边，置于绝境中的她们将自己打碎，又自我重建。

“我们喜欢挨着坐着：我是金发，她是黑色；我很安静，她很焦虑；我很客气，她很狐疑。我们是两个相反的人，但又那么一致。”

不管是莉拉还是莱农，我们都能看到她们在面对悬崖时纵身一跃的勇气和成长，这种成长脱离了男性凝视，独立于父权之外。

拥有了独立，也就拥有了自由。

莉娜和埃莱娜是彼此的依靠，尽管她们在时间小路的分叉口，不同的选择导向不同的结局，一意孤行又互为参照：莉娜因为家庭被迫辍学早嫁，埃莱娜拼命苦读却走向“一生用来提升社会地位的低俗斗争”。

她们各自经历各自的恐惧、自省与救赎，绝望时寄希望于对方：“你一定不要经历我遭受的”“你要走完我弃而不得的路”，通过彼此，完成对自我的认同，在“天才朋友”的镜像中获得“理想的我”的主体形象^[3]。

莱农即将为参加婚礼的莉拉擦洗身体时，莉拉忽然对莱农说：“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要继续上学。我会花钱供你。你一定要一直上学，答应我。”莉拉的语气和眼神十分坚决，“你是我的天才女友，你必须比他们中任何人都更为聪明，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当我们都以为天才女友指的是莉拉时，才发现原来在莉拉的心里，莱农就是她的天才女友，是街区唯一还在上高中的女孩。并且她把内心所有的妒忌和不满，都转化成了固执的期望和寄托，尽管她不可能再继续学习，她还是希望莱农可以代替她逃离这个街区。这种相惜和守护无疑是纯粹的、动人的。

《那不勒斯四部曲》写二战后的那不勒斯郊区，其中，女性的情绪、心理有架空时间、空间的意义。文学的德性正是在文字中建构一个世界，在别人的人生碎片里，捕捉身边真实的影子。尽管重点描述的是那不勒斯，但众多女性读者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主人公的故事与心理情绪易引发当代女性的共鸣，那些感同身受的幽微心绪：爱与接纳中掺杂着羡慕、嫉妒、争强好胜；对异性暗恋的虚幻与落空；叛逆家庭又无法摆脱的血脉相连；以及亲生姊妹兄弟难挡欲望冲动因而朝各自的悲剧前仆后继……

就如同费兰特在《碎片》中说的一样：“整个‘那不勒斯四部曲’，或者整个女性书写的历史，应该是“我”的碎片、被压抑的“女性”的碎片的一种互相观照，互相补偿。对于建立在碎片、矛盾之上的女性自我而言，镜子是一种我们不该沉溺其中的东西，只有摆脱镜像的暴政，女性才能看见对方，看见自我。”

作者｜Lucy Erin 陈子涵

审校｜秦科 马欣钰

推文排版｜陈佩瑾 戴翰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