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福尼亚州，普莱森顿—— 45岁的 Mamta Shah 在一次 2012 年举办的学生会上认识了她的第二任丈夫。很快，他们就同住进休斯顿一间狭小的公寓里，开始了新生活。

Shah 近期才以难民身份从尼泊尔逃到美国避难，离开了一段充斥粗鲁的婚姻。此前，她忍受有暴力倾向的丈夫十多年。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当地的一位政治家，在离婚后仍对她进行着病态的控制。她表示自己很信任这个新伴侣，也相信自己足够了解家庭暴力的种种。

可是她错了。

“起初他是一个很随和好相处的人，” Shah 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说。“但是当我接近他后，他的本性就暴露了。对着我破口大骂，推推搡搡……生活中充斥着语言暴力。”

暴力只会变本加厉。

Shah 说她的丈夫逼迫自己远离家人和朋友，威胁她说如果报复就要毁了她的名声。自从两人在 2017 年离婚后，他还时不时出现在她家门口大喊大叫。不仅如此，他还在网络上对 Shah 进行骚扰，“从打电话，发消息到 Viber 这样的社交媒体软件”。他们的婚姻最终以针对他的限制令和服刑结束。

“我当时十分害怕”，Shah 说，“我不停地责怪自己，反复觉得自己是个很糟糕的妻子和女儿。”

Shah 的遭遇与许多受到家庭暴力折磨的南亚女性相似。暴力，侮辱和威胁，都是移民女性经历的暴行中的冰山一角，也是她们在逐渐被迫接受的现实。

新冠疫情与移民情况的动荡叠加在一起，美籍印度裔女性正比以往更容易受到迫害。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在 2003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马萨诸塞州大波士顿的 160 名受访南亚女性中，大约 40% 的人曾“经历过来自亲密伴侣的暴力”，包括身体、心理和性虐待。

这些女性多数是在过去两年刚刚从南亚移民过来的，缺乏美国当地的家庭或社会支持。该研究还表明，大多数不在美国出生的受访女性并不了解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的支持服务，或者没有社会网络去寻求帮助。

令人忧心的是，受害者数量一直在增长。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在 2010 年的研究中表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年轻一代移民比之前来到美国的女性更容易受到来自伴侣的暴力。

与此同时，疫情加重了这一上升趋势。隔离被迫让受害者面对自己暴力的伴侣，处于更无助的境地。往常可以获得的援助，例如邻居和亲友，也变得无能为力。一个波士顿的组织 Saheli 表示，志愿者们援助了许多不会说英语的美籍南亚裔女性报警。

虽然家庭暴力存在于所有人群中，但是移民人口与这种暴力总是如影随形，性别平等活动家 Bindu Oomen Fernades 说道。她是 Narika （一个致力于帮助南亚的家暴受害者的非盈利组织）的执行理事。

“（暴力事件）会在你背井离乡时变得更为严重，”  Fernandes 在一次 Zoom 采访里说，“可以设想一下，（一个女人）除了丈夫以外不认识任何人，也不知道报警的电话，不能接触当地的资源，同时害怕自己孤身一人。”

性格暴躁的伴侣在经济和法律上都常常通过例如挟持她们移民身份的方法压制受害者。Fernades 描述了许多拥有 H1-B 签证的丈夫扣留了自己妻子的文件的案例，这被她称为 “移民暴力”。

Fernades 说：“我们曾询问过一些受害者的情况，然而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签证状态。在施暴者提出离婚的情况下，她意识到自己没有文件，也不知道她孩子的护照在哪里。她甚至不能制定离开的计划，因为她的身份违背了驱逐出境的规定。”

即使幸存者可以离开，她又能去哪里? 签证的限制和收入不平等给美籍南亚裔女性留下的选择寥寥无几。

Narika 的项目经理之一，Maria Arshaad 说:“经济相关性是巨大的。”“当这些女性来到这个国家时，即使他们在国内有学位，但学历（通常）无法转移，加上签证的问题，都可能让她们无法找到工作。”

家庭暴力的幸存者无法在没有经济自主权的情况下照顾自己或子女。同时，她们也负担不起所需的法律和咨询服务。比如Shah在与第二任丈夫离婚后，仍与他共同生活了几个月。

“我在一家美容店工作，工资是每小时3美元，” Shah 说。“他当时在当地一家加油站工作。我并不想和他一起住，但他以省钱为理由说服了我。”

除了经济的拮据之外，家庭暴力还揭示了南亚文化中更丑恶的不平等现象。移民女性通常不会从充斥着虐待的婚姻中走出来，因为她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相反，有害和攻击性的行为被错误地诠释为伴侣的爱意 。Shah 回忆说，尽管她的第二任丈夫丈夫用威胁和贬低的语言攻击她，她仍“多次”原谅了他。

“我说服自己他没有那么坏，”Shah 说。“我的第一任丈夫经常打我，而这一个仅仅骂人而已。”

据波士顿非营利组织“家庭和谐基金会”的执行董事Neelofer Chaudry 说，这些南亚裔美国受害者从小就被教导着要把施虐者的攻击隐藏在心底，不要声张。Chaudry 认为所有南亚女性都应“坚强”且孤独的观念是错误的。

“这些女性在南亚家庭里长大，被规训着不能对家事发表个人观点。不能和任何人，哪怕是亲戚，谈论这件事，”Chaudry 说，这呼应了那些家庭中令人窒息的氛围。“因为家庭暴力是极其禁忌和可耻的，它被受害者内化并解释为——‘我有什么问题，被虐待是我的错吗?’”

美国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即认为亚裔美国人代表着在经济和家庭上都获得了成功，进一步限制了受害者的发声 。在《纽约》杂志 2017 年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政治评论员 Andrew Sullivan 将亚裔美国人的“成功”归功于“稳定的双亲家庭结构”的维持。而 Chaudry 认为，南亚裔美国人的家庭都是“稳固的”和统一的，是一个存在问题的假设。

“我们举步维艰，” Chaudry 说。“我们的社区面临着追求完美的压力。当我们刚开始发声时，受到了(其他)南亚人的严厉批评：我们被称为家庭破坏者，被质问“你们为什么要暴露我们的家丑?” 我们害怕讨论那些被认为是夫妻之间‘私人问题’的事。但虐待从来都不是隐私，为此发声是社区的责任。”

诸如“家庭和谐基金会”的组织会为客户提供情感支持服务，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可以解决幸存者面对她们伴侣关系的矛盾情绪。他们还每年举办青年领导力项目以增强新人的能力，并改善有害的社会常态。

“暴力存在重复发生的倾向，” Chaudry 补充说，“如果儿子看到母亲被虐待，他更有可能重蹈覆辙。这是在社会中十分普遍且由来已久的，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一个机会来 打破这个循环。当你把幸存者组织在一起，让她们互相分享经验时，她们会发现彼此并没有什么不同。”

2017 年，Shah 在与第二任丈夫离婚后，“紧张地”联系了休斯顿的非营利组织 Daya。 她没有收入来源，手机被前夫歇斯底里的短信淹没，其中包括很多带有威胁性质和色情的消息。当她把他的名字从公寓的租约上删除，并换了锁后，遭受到了进一步的骚扰。

“Daya 真的帮助到了我许多，” Shah 说，“他们首先协助我获得了对我丈夫的限制令，后来在我向警方报案后，他进了监狱。Daya 努力与我交流沟通，让我明白了我没有错，这不是我的错。”

Shah 是个幸运的例外。根据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数据，在通报了家庭暴力的南亚妇女中，只有 11% 的人真正接受了咨询服务，3%的人成功获得了针对伴侣的限制令。Daya 的首席执行官 Rachna Khare 说，这是个极低的数字，因为在南亚裔美国人社区中，有很高的不信任和幻想破灭率。

Khare 在一次 Zoom 采访中说：“这很不合理，虽然有针对女性的移民保护措施，但在现实中你很难实施。假如你与 H1-B 签证持有者结婚，并且依附于他生存，那么你需要 6 到 7 年的时间才能获得非移民签证。你真的能等那么久吗?”

Khare 指的是非移民签证，其允许性侵犯、家庭暴力和人口贩卖等犯罪的受害者留在美国。虽然非移民签证旨在保障所有遭受虐待的受害者的移民身份，但每年只会通过1万份此类申请。据说，那些被拒绝的人将在明年得到“优先考虑”，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申请的南亚女性预计会在将来数年都保持无证身份。

调查报告中心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全国各地的执法部门存在破坏非移民签证申请的历史。他们分析发现，非移民签证申请自 2018 年以来有所下降，因为“近四分之一(机构)设立了该项目从未设想过的障碍”，Khare 说。其影响是毁灭性的——不仅仅是对受害者而言。

“耐人寻味的是，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慈善，但实际上它是在保护你身边的社区安全，” Khare 说，“施暴者可能会(犯下)其他罪行。他们的孩子更有可能在学校接受干预教育，使得注意力从其他学生身上转移。这是一种对公共安全的投资，让施暴者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让幸存者能留在我们的国家并更好地生活下去。”

三年前，Shah 在一个她并不信任的国家过着失业，孤苦伶仃的生活。如今，Shah 是一位合格的美容师和一名自豪的店主。在 Daya 的帮助下，她在休斯顿建立了自己的美容店，追求对美容行业的热情。

“Daya 真的让我受益无穷，教会了我如何做生意。例如，帮助我获得商业贷款，教我如何经营自己的店铺、寻找客户、与人接触……他们教我的方式就像教一个小学生一样。”

虽然已经实现了经济独立，但 Shah 的斗争仍在继续。她的两个孩子仍生活在尼泊尔，正在努力获得美国绿卡。Shah 在家庭暴力中生活了13年之久，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了她对南亚婚姻和文化的看法。

“亚洲男性需要让步和妥协 ，” Shah 说。“就连我的父亲和兄弟们也从不尊重我的母亲。同时(亚洲)女性需要发声，与身边人建立联系。我希望她们知道自己真正拥有多少权力。”

最后，她以满怀希望的口吻结束了通话。

“我再也不怕任何人了，” Shah 微笑着说。“我感觉自己在天空中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