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新娘”是指通过包办婚姻、边境通婚以及买卖婚姻等途径迁移至他国的、将婚姻作为手段，以改变生存状况境况的越南裔女性群体（薛瑛，2017）。越南新娘作为越南女性移民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庞大的人口数量。越南新娘的跨国人口流动，既反映出跨国婚姻的发展潮流，又暗含了国家间的经济地位不平等关系以及性别权力关系。在越南新娘产业合法化的的视角下，本文通过对越南新娘这一主体进行分析，并对越南跨国婚姻产业出现的背景、原因及多方参与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进行阐明，旨在呈现“越南新娘”群体的真实画像及生存处境。

在越南，越南新娘尤其以低学历、低收入的、农村或是边境具有生育能力的、迫切希望提升生活状况的女性为主。在跨国婚姻中的越南新娘呈现出“数量较大、增长显著、流向地广、目的性强”等特点。以移民至东亚其他国家的越南新娘为例，据韩国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在韩国21709桩涉外婚姻登记数中，来自越南的新娘占比最高，达到27.9%并逐年呈现增长趋势。

作为“占到全球跨国婚姻总人口的4％”的外籍新娘的婚姻中的一个分支，越南新娘主要由越南流向临近的富裕的东南亚国家、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和远东、韩国以及西欧地区（Thornton, 1992）。此现象的成因较为复杂，包含了族际通婚历史的影响、性别比失衡问题、两国经济差距及女性劣势地位等诸多因素（刘丹丹，2018）。本文主要聚焦于此现象背后的性别权力关系与国家经济地位的差异，并由此展开讨论。父权制体制在越南构成了社会关系的主体，性别权力的核心以男性为主（薛瑛，2017）。在越南严格的家族制中，男性在财产继承、主导决定、延续家族中具有天然的、由社会自动默认的优先权。而大多数女性则只能在传宗接代的过程体现女性的作用。女性价值成为生育能力（尤其是孕育男性后代）的依附，其自我价值遭到贬低。这种性别权力关系根深蒂固，使得女性必然附属于男性的意识得以固化并成为越南社会的共识。 这不仅加剧了性别权力关系的不均等性，又不断强化着越南新娘的“好女性”，成为越南女性以嫁娶方式移民谋生的主要逻辑。国家经济地位的差异是吸引越南女性嫁入流向国的主要拉力。美国学者克莱因在《世界权力的估量》中指出，国家权力的关系受综合国力的影响，导致国民产生由权力较小国向权力较大国的流动倾向。通过克莱因综合国力方程的几个权力指标对比发现，韩国、美国等越南新娘主要流向国的人均GDP均高于越南。更丰富的工作机会、更良好的医疗水平、更完备的社会保障等均称为越南新娘群体输入的吸引力。

尽管本文研究群体是合法跨国婚姻下的越南新娘，但在该视角下仍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异国认同越南新娘这一群体的环境的缺失；二是子女教育的缺乏；三是家庭婚姻关系的维持；四是国籍认可与合法地位的取得。跨国婚姻的移民在输入国仍属于弱势群体，其外貌、饮食及生活习惯的差异易形成“我群”和“他群”的明显区别（郑进，2019），使得该群体的社会参与感与融入性降低，边缘化程度增加。同时，迎娶越南新娘的家庭往往也是经济实力较弱、社会地位低下的群体，这种“弱弱结合”易降低此类家庭在子女教育支出上的经济能力，影响下一代的人口素质。

在家庭婚姻关系方面，越南新娘婚姻中多以利益性强的“商品化婚姻”为主，两性之间情感联系不强。并且经济水平的相对提升与男女平等观念的建立并不存在强一致性。许多越南新娘仍是作为商品生存，并受到家庭暴力的威胁。在合法地位的承认过程中，各国之间的国籍管理规定的不协调使得越南新娘需要克服诸多困难（翁里 & 俞姗姗，2017） 并且，由于在众多输入国的户籍管理法规中都存在着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盲区，越南新娘的国籍及权益问题很难及时得到有效回应。因此，对“越南新娘”群体的真实画像及生存处境的呈现具有重要意义。

自二十世纪末期起，基于世界经济体系下越南的弱势经济地位，跨国经济的繁荣以及跨境人口流动性的增加，“越南新娘”应时而生 (Huang, 2020)。她们远嫁异国，遍及东南亚和欧美地区。

一方面，越南新娘的跨国婚姻常被称为“商品化婚姻”：她们被婚姻中介视为商品，以她们性别化的身份、弱势的经济地位以及新郎对东南亚传统女性的幻想来牟利（龔宜君，2011）。另一方面，在这个产业链条中，越南新娘们也凭借着参与跨国婚姻改善原生家庭的生活条件，让自己能够居留在发达地区，并争取更多“向上跃迁”的可能（李美賢.，2006）。然而，做“越南新娘”并非易事：在婚姻中介处，她们需要经历“养新娘”“相亲”“新娘学校”等流程，并在此过程中被培养出符合外国人期待的“传统妇德”的女性形象（田晶瑩, & 王宏仁，2006；龔宜君，2011）。

远嫁他乡后，她们需要克服语言、文化等障碍，努力融入新家与新社群（Cahe, & Hong, 2007)，并积极应对在与丈夫的关系中身处的从属依赖地位，重塑性别角色，争取更多的独立空间与自主权力（Wang, 2007；Huang, 2017)。同时，作为“越南新娘”的她们在越南人眼中被打上了“粗鄙”“坏女孩”“素质低下”的烙印，甚至在越南精英至上的社会体系、儒家传统思想、父权制度与社会媒体的负面报道的交叉影响下被视作“国耻”（李美賢.，2006）。在国家权力关系与性别权力关系中皆处于弱势地位的越南新娘们受到多方剥削与压榨，在巨大的跨国婚姻产业链条下艰难地为自己与原生家庭谋求发展的可能。

在跨国婚姻中，越南新娘们成为性别化的商品，被跨国婚姻中介与原生家庭以她们的性别身体、弱势经济地位以及对异国婚姻的期待来牟利（龔宜君，2011)。相比于日本自1970年起出现的中介婚姻市场中具有婚姻自主选择权与人身所有权的移民女性，越南女性们在跨国婚姻中并不能享受到平等的待遇。

以台越中介婚姻为例，越南女子被以“贞洁的性”作为她们在台湾婚姻市场的主要卖点，然而这一 “卖点”也加深了她们在台湾社会的劣势地位，促进了新生家庭对她们的权力的限制（Liaw & Huang, 2012; Wang, 2010）。台湾男性可以要求越南女性像商品一般在市场中透过中介来交换，甚至成为台湾社会被广泛认可的“男人获得女人的重要方式“。这一现象反应的不止是台湾与越南在经济地位上的阶级差异，还是台湾社会中兄弟爱的男权制：台湾男性性权法则得到公开认定，而越南女性作为从属者的身份也被公众默认（龔宜君，2011; Pateman, 1999）。同时，婚姻中介举办的具有公开性、”示范性“的婚姻仪式也巩固并加深了台湾男性对越南女性的客观化支配：”台湾男性可以经由‘相亲’（选秀）的仪式，自100-300位的越南女性中来挑选合适的人选；也可以径自对未来的越南新娘做‘身体检查’是否为处女……越南女性贬抑为不存在着本质上差异的‘类’，是可以互换与相互取代的“（龔宜君，2011; Simmel, 2001）。

不论是在越南的原生家庭还是在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新生家庭，越南新娘都处于从属地位。根据Nguyen与Tran的调查发现（2010），在越南父母提供的将女儿嫁给异国丈夫的原因中，“为了帮助家庭”这一回答占比61.6%。Bélanger和Linh (2011)也指出，在一些贫困的越南农村地区,很多家庭已经基本依赖于他们已经嫁到发达国家地区的女儿的汇款来实现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升级。因此，村民们甚至表示更喜欢生女孩而不是男孩。在越南社会盛行的儒学孝道思想的影响下以及原生家庭的教育与规训中，大多数越南新娘都觉得有义务把在新生家庭获得的钱和物品寄回给她们的亲戚，而她们的亲人往往也会这样要求，并认为得到她们的汇款是理所当然的（Liaw & Huang, 2012）。除了越南新娘的父母，还有她们的兄弟姐妹，甚至是侄女侄子，都希望由那些被认为很有钱的移民新娘们抚养，或者得到她们的经济资助（Suzuki, 2005）。

而成功移民至发达国家与地区，进入新生家庭的越南新娘们，真的过上了富裕舒适的生活吗？事实并非如此。原生国与移民国的经济地位差异、性别权力差异、对于移民国文化与语言的熟悉程度，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跨国婚姻中移民者在新生家庭的生活状态、待遇与地位，而越南女性并不占有优势。在新生家庭中，越南新娘们努力满足异国丈夫的性需求与照顾需求，利用自己“贞洁”的女性气质与东南亚国家女性“传统、驯顺“的性别形象抵抗家庭成员的歧视并争取他们的接纳，却也时刻面临着跨国婚姻破碎的风险 （Liaw & Huang, 2012；Wang, 2010）。对于低收入国家新娘与高收入国家新郎的国际婚姻的高度破裂风险，Liaw和Huang归纳了如下原因：a)配偶对彼此的不匹配的期望，容易导致”梦想的破碎 (a clash of dreams)“ (Thai, 2005) b) 在移民国的农村和偏远地区，外国新娘所经历的严酷的日常生活和孤独处境，以及与同居公婆的摩擦，也是导致婚姻破裂的高风险因素 c) 向原生家庭汇款的沉重负担也成为越南新娘在新生家庭日常生活中的严重困难以及与丈夫产生纠纷的原因(Suzuki, 2005)。

跨国婚姻中的越南女性处在越南社会和异国社会的边界，在两边都难以获得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一方面，越南新娘们难以融入移民国的文化、习俗和社会关系网络, 甚至连国民身份和待遇也因为各国之间的国籍管理规定的不协调而无法得到充分落实（翁里 & 俞姗姗，2017；郑进，2019）。由于她们的饮食、语言、外貌等因素,嫁入移民国的越南女性的外来特征非常明显, “我群”和“他群”的显著界限使得她们很难融入当地的族群（郑进，2019）。而当越南与发达移民国存在显著国际地位差异时，“越南裔”的身份标签使得越南新娘们更容易在移民国的社会中承受偏见与歧视：“女性常在国族建构里被赋予边界标志, 女性移民更易承接来自接待社会对原生国家强加的标志烙印”，越南新娘们便是典型的案例（王翊涵，2012）。

另一方面，在越南主流的精英文化下，越南新娘也受到原生社会的鄙夷和排斥（李美賢，2006）。越南社会给外嫁女性的“唯利是图、低水平、坏女孩、爱钱甚于爱情、国族之耻”等道德谴责与污名标签将这些远嫁他乡的越南女性划分至原生社会与族群的边界之外，同时也严重挑战了越南新娘对越南的国族认同（李美賢，2006；郑进，2019）。越南政府也为了限制越南适婚女子外嫁而出台了一系列不友好的法令与措施，使得越南女性在办理签证、婚姻证明等过程中遭到了更为不友好和严格的对待（郑进，2019）。

促成跨国婚姻的原因有很多种。越来越多来自东南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妇女，通过跨国婚姻这一手段，移民到亚洲较发达的国家，从而提高社会地位，使其原生家庭摆脱贫困。因此，跨国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经济收益的移民策略和家庭支持的来源(Chiu & Yeoh, 2021)。也就是说，最为关键的原因之一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济不平衡，促使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女性寻求机会嫁给发达国家与地区中较为富裕的男性。而这一表面逻辑下则隐藏了性别权力结构变得更加不平等的事实。“越南新娘”希望通过“跨国婚姻”来摆脱原有家庭贫困，那么，又是哪些人成为了新郎？ 

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越南妇女被作为新娘买卖的情况由来已久。这一现象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的殖民政权初期（Luong，2020）。在19世纪和20世纪，越南妇女被作为新娘贩卖仅存在于越南国内。越南经济向外国投资开放后，婚姻移民现象获得了势头。20世纪90年代，大量台湾商人来到越南工作。他们发现，儒家价值观与自己相似的越南女性可以成为合适的伴侣。这些商人回到台湾后，作为机会主义者的他们意识到可以从安排婚姻中获利。自此开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来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外国男性结婚的越南女性人数迅速上升。很多越南妇女选择住在胡志明市周围的观赏酒店，日复一日地等待未来的外国丈夫来选择她们（Billo，2012）。根据台湾内政户籍事务管理处的2009年的数据，跨国婚姻占据了当年总结婚登记数的7.36%。而在所有外国配偶中，东南亚女性超过六成(Y. H. Wang, 2010)。台湾传统的性别文化强调男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理解这些跨国婚姻的关键。有研究注意到，教育和经济地位较低的台湾男性往往在本地婚恋市场中缺乏竞争力，会更倾向于选择外籍妻子。他们通常具有父权观念，希望娶具有传统美德的女性为妻，例如作为家庭主妇生儿育女、伺候公婆。而家庭制度和资本主义是影响他们选择“传统”越南女性的两大制度力量(H. Wang, 2018)。 亚洲经济较发达国家与地区如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作为“越南新娘”的接收地，新郎们面临着的共同的困境往往是无法在本国婚恋市场中获得一席之地。

迎娶“越南新娘”的亚洲国家与地区的男性也有着明显的动机共性。以韩国为例，有研究者总结了韩国男性跨国婚姻的四大主要原因：第一，本国女性的教育水平与职业水平较高，在本国婚姻市场不占优势；第二，文化压力上，强调父系的韩国家庭期望儿媳妇照顾公婆，较少的韩国女性愿意承担此责任；第三，中介机构与市场环境宣称外国新娘更为传统且更适合组建家庭；第四，官方对跨国婚姻的支持与鼓励(Naomi, 2001)。其中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新加坡、韩国等东亚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生育率下降，人口结构的改变进一步转化成了儿童与老人照料巨大需求与缺口。在新加坡，中产家庭通过雇佣外籍佣工作为替代，而工人阶级的男性越来越多地寻求外国新娘，作为一种更实惠的方式来确保各种形式的护理工作，包括做家务、照顾年长的父母和生养下一代。(Yeoh et al., 2013)。

在西方国家，“邮购新娘”的业务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成为一种资本主义“风险投资” （Starr & Adams, 2016, pp. 968-969）。在一个日益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美国政府不再需要移民妇女来维持其国家的人口。然而，人们在海外寻找伴侣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而邮购新娘服务也越来越受欢迎（Lee，2022）。“美国新郎”的年龄通常在30到60岁之间，比新娘大20到50岁。而新娘们则大多是20多岁，来自亚洲和东欧国家（Date4u, 2021）。

越南新娘并不总是嫁给其他族裔的丈夫。越来越多的移民和移民出身的男性在他们的原籍国寻找妻子，这种情况在亚洲国家更为常见。有研究者在对69对同族裔的国际婚姻中发现，过高等教育的越南当地女性与从事低工资工作的海外越南男性的结合，是一种特定而又典型的婚姻模式（Hung，2010）。在这种模式中，传统而普遍的女性“向上嫁”（marry up）、男性“向下娶”（marry dowm）的“婚姻梯度”似乎被打破。受过高等教育的越南女性由于无法找到合适可以“向上”嫁的对象而推迟或不与当地的男性结婚，更重要的是，在许多受传统亚洲和儒家的性别、年龄和阶级等级影响的男性看来，这样的女性是无法成为结婚对象的。

而让我们目光转回到新郎身上，研究者所关注的案例中，回越南迎娶本地新娘的是在美国生活的越侨男性。他们属于低收入群体，工资按小时计费；其中一部分人在越战后移居海外，经历了巨大的向下流动。事实上，当全球化迅速打开了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非个人市场，而与这些市场一起的是，它也打开了一个相当个人化的情感和婚姻市场。但必须指出的是，与资本和商品的双向流动不同，作为第一世界的西方和第三世界的越南之间无法跨越的经济鸿沟，让越南女性不可能到国外去找到自己的结婚对象，但男性却很容易地回到越南找到妻子。

如前所述，“越南新娘”作为传统、顾家、勤劳、贤惠的代名词，承载着东亚男性对“理想妻子”的想象。那么，这种想象是如何被建构、又如何被实现的呢？这里不得不提及的，便是连接新郎与新娘双方的跨国婚姻中介机构。

随着跨国婚姻的增多，婚姻中介和婚介机构也蓬勃发展起来。这些国际婚姻中介机构通过互联网、报纸广告、传统邮件通信或组织“相亲”旅行来达到促成婚姻的目的。在婚姻中介中，目的国的经纪人招募男性，来源国的经纪人招募女性。他们相互联系，为双方提供会面和选择的渠道(Md Said et al.,2022)。

由于严格的移民政策和复杂的法律问题，婚姻中介机构在组织相亲旅行、弥合沟通差距、安排婚礼、做文书工作等方面变得至关重要(Lu, 2005)。以台越两地为例，台越之间的跨国婚姻与1994年以来台湾省在越南的投资建设密切相关，经济往来是使“越南新娘”成为可能的重要因素。此外，婚姻中介的运作则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在东南亚国家中，台越之间的拥有最大的跨境移民产业，有系统地发展了一个大型的涉外商业新娘产业(Y. H. Wang, 2010)。这些婚介机构的出现，是台湾对越南的投资增加和两国对国际婚姻巨大需求的结果。然而，这些中介反过来又在台湾创造了对越南新娘的需求(Y. H. Wang, 2010)。以韩国为例，嫁到韩国的“越南新娘”往往认为韩国男人经济富裕、为人可靠，而娶越南妻子的韩国男人也通常是因为认为她们勤奋能干、真诚善良且尊敬长辈(Cahe & Hong, 2007)。这样的双重“想象”离不开中介从中运作。

台湾和韩国作为越南新娘的主要输出地，其婚介机构在越南新娘的营销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越南女人被描绘成年轻、纯洁、温顺和漂亮的象征。重要的是，越南妇女看起来更像东亚人，因此，选择了越南新娘，其生出的孩子也大多与台湾孩子或韩国孩子无异。在台湾方面，台湾的婚介机构在越南设立办事处工作。越南的婚介机构与越南的“大媒人”机构打交道，“大媒人”把“小媒人”送到准新娘居住的社区。在台湾和越南，一些个体中介也扮演着媒人的角色。他们通常是已经结婚的台湾越南夫妇，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网络来撮合伴侣。在越南人方面，他们注意到大大小小的牵线人通常都是越南华裔，他们能够在越南和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中更好的拿捏尺度 (Belanger & Wang，2016)。

由婚姻中介介绍的新娘最终抵达韩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欧洲，往往由代理商网络控制，其动机更多地来自利润，而不是他们声称的帮助这些越南新娘摆脱贫困，实现阶层跨越。目前，越南婚姻中介的激增主要是由市场驱动。在供求交汇处，这些妇女的市场价格约为5000美元。一家新加坡机构J&N Viet-Bride宣传，男性可以在一周内前往越南，选择新娘，结婚。一旦签证手续完成，他们的新妻子便可以跟他们回家。尽管这种建立于金钱的婚姻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大多数越南妇女仍然希望自己的婚姻生活是美好的。至少，新娘向家人汇款的机会足以激励他们与陌生人结婚。

和所有广告商一样，跨国婚姻中介如果想要通过“兜售”新娘来获取利润，也必须拥有自己宣传策略和话术吸引客源。而最为常见的方式则是将这些第三世界的女性塑造成等待救赎的“受害者”，并强调她们是比本国女性更好的妻子人选（Lee，2022）。但事实上，这些中介网站并不满足于把新娘们塑造出“传统的妻子“，而是向潜在消费者最大化她们的性特征，而不是表现出经济上绝望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或‘无神论’的形象”（Merriman, 2012, p.87）。通过邮购新娘的性感和身材来吸引买家的现象并不少见。在一家名为“broomstickwed”中介机构中，其为越南新娘打上的宣传语是：“除了有吸引力的身体特征外，她们还有优秀的个人特质。她们非常善良、平静、可爱。在西方男人眼里，她们就像天使一样，经常选择她们作为自己的妻子。”而配图则是一张衣着性感的女性的照片。事实上，大多数主要的邮购新娘网站都要求或鼓励外国女性在个人资料中写下自己的体型和尺寸，并上传“专业拍摄的各种服装的照片，突出她们身体的各个角度”。

“越南新娘”群体及越南跨国婚姻产业链的成因复杂，反射了国家间的经济地位不平等关系以及性别权力关系。在世界经济体系以及父权制体系中，越南新娘作为弱势群体往往成为被剥削的对象，平等的对待以及基本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本文通过描摹越南新娘主体，分析越南跨国婚姻产业的成因、背景，并介绍参与其中的发达地区新郎以及跨国婚姻中介，希望呈现出“越南新娘”群体的真实画像及生存处境，增加社会关注度。国际女性移民的权益保护及处境改善任重而道远，既需要宏观体系的改变，也需要每个社会公民的重视与思考。

提取码：AV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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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I 陈思颖 钱思宇 索士心

报告排版 I 孙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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