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oice编译 | 对话哥伦比亚新女性副总统: “让我们站起来,手拉着手,一起向前走”




引言
原专访稿件来源于拉美报社《火山》。《火山》是拉美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主要发表与女性议题相关的文章,目的在于传播女性主义、推动拉美地区的女性赋权进程、提高公众的女性权益保护意识。
Avoice与《火山》在2022年7月正式建立合作关系,并获得该报社的官方翻译授权。
以下文章由 Avoice 语言支持团队的西语组成员翻译,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这位少数族裔女性领导人的价值观念。
当今,全球范围内女性以及黑人的权益受到侵犯的现象仍旧屡见不鲜,此现象在拉丁美洲等欠发达地区尤为严重。2022 年 8 月 7 日,哥伦比亚副总统 -- 弗朗西亚·马尔克斯(Francia Márquez)正式宣誓就职,成为哥伦比亚首位女性非裔副总统。她是哥伦比亚的社会领袖、女权主义者、环境活动家、人权捍卫者、律师和政治家。

图片来源:Francia Márquez 的 facebook 账号
她积极投身于各类社会活动、环境保护活动和人权活动,希望通过政治手段来改变哥伦比亚的现状。在女权主义、女性赋权、人类与自然、改变以父权制为基础的政治体系、安乐死、防止环境危机等议题上她有着独特的见解。


正如弗朗西亚·马尔克斯(Francia Márquez [1])多次说过一样,成为总统不是她的最终目标,这只是努力让哥伦比亚成为将生命和关怀放在首位的奋斗道路上的一个站点。马尔克斯把地球母亲称为“大子宫”。她正努力让哥伦比亚成为一个承认“大子宫”[2]重要性并对其实施保护的国家。此外,她还倡导国家弥补在年轻人、黑人、妇女、农民、多样性、被压迫者身上所欠下的历史债务。
[1] Francia Elena Márquez Mina, 现任哥伦比亚共和国副总统,于2022年8月7日当选。是哥伦比亚第一位非裔女性副总统。下文简称F.M。
[2] Útero mayor,直译为大子宫,其实是马尔克斯对大地母亲的比喻。其选举宣言中提到: soy cuidadora de la casa grande: elútero mayor, la madre tie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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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Francia Márquez 的 facebook 账号
39年前,弗朗西亚·马尔克斯出生于哥伦比亚考卡(Cauca)省,苏亚雷斯市(Suárez),约隆波村(Yolombó)。她是一位人权家、妇女权利和环境保护活动家,2018年她被授予戈德曼环境奖(Premio Medioambiental Goldman)——这个奖项通常被称为“环境保护届的诺贝尔奖”,而她本人也被世界公认为是“牵制哥伦比亚非法采矿和水坝工程的女人”。
如今,除了要应对2022年总统选举,她还通过“我们在,故我在”(Soy porque somos)运动成为政治联盟“历史公约”(Pacto Histórico)的预备候选人。弗朗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个谦虚的女人:尽管她说的话充满智慧,鼓舞人心,为希望的培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她仍旧认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会企图装博学。
01
《火山》:“我们在,故我在”(Soy porque somos)是你的政治运动的名称,你会怎么向不了解乌班图(Ubuntu)精神的人解释这个名字?
F.M:我认为乌班图是对生命和人类的承诺 。这理念也不是最近才有的,它是非洲裔人民推崇的一种哲学,这种哲学使我们以集体为单位思考,让我们把所有人视为一个大家庭,让我们懂得如果大自然不存在,我们也将不复存在,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相信,是这种将自己视为整体的一部分、自然的一部分的哲学,使身为平民的我们成功抵抗了如此多历史上的压迫和不公。这不是一种集体思维,而是人民之间的团结情谊。正是这种归属于大家庭的思想指引我们的祖先反抗奴隶制,引导作为后代的我们抵制殖民统治、种族主义、社会排外、国家暴力、武装暴力以及我们所经历的无数结构性暴力形式。
而且,作为一名母亲,我觉得“我们在,故我在”是一种本能,是一种关怀,是一种从母亲怀孕时就开始通过脐带与孩子形成联结的母爱。对我来说,这场运动意味着播种“肚脐”,使我们与这片土地形成一种联结。在我看来,“我们在,故我在”是从集体出发的对生命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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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火山》:从这个基于集体、联合群众的理念出发,你的策略是什么?你打算如何在哥伦比亚这样一个充满性别、种族和阶级歧视的国家担任总统?
F.M:我们不是代议政治的专家,但就这些战略而言,我们想做的是从我们熟悉的社区工作入手,借助组织力量并听取反对意见来构建一种政治体系。今天,我们想把这些开展社区运动的方法置于政治中。我认为,走遍全国开展活动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凝聚在一起,那些被这种死亡政治“消声”了的地方就能够发出声音了[3] 。这对一个黑人女性来说是一个挑战,也就是说,我将和所有一直在那儿活动的人抗衡,与那些有特权的白人男子抗衡。我们能做的是从社会底层开始建设我们的队伍,在各个社区、街道以及郊区以口口相传、挨家挨户的形式开展拉票活动。
[3] 黑鹰武装份子(Las Aguilas Negras)曾对弗朗西亚·马尔克斯进行过三次死亡威胁,以禁止其在哥伦比亚西南部举行竞选宣传活动。
我们没有在哥伦比亚开展总统竞选活动的资金,因为在这个国家腐败普遍存在,权贵通过逼迫群众受苦挨饿、使其遭受暴力、远离家乡及无视其需求来获取政治利益。我们对这样的政治不感兴趣,我们希望人民能意识到,妇女们能意识到,权力在我们手中,我们必须扛起这一重任以实现我们所需的改变和变革。我们要敢于在一个充满不可能和否定的世界里憧憬各种可能性。
03
《火山》:那些传统政党,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把父权制作为其行动和行为的标准,在政界横行霸道,他们是如何接受女性力量参与竞逐的?这种在政治舞台内部与男性的权力斗争是怎样的?
F.M:斗争在外部,也在内部。首先,我们必须确保在政治舞台上,我们的目的具有合法性,因为在有很多人对我们的存在感兴趣的同时,也有很多人对此表示轻视。他们无视你,看不起你,试图告诉你必须处于什么位置。各方人士甚至进步人士也告诉我:“弗朗西亚,别想着当总统,去参议院吧”。但是,为什么?你有什么资格告诉我应该担任什么职位?我才是那个决定我们要竞选什么位置的人,而我是否应该占据这个位置则应由社会决定。这不仅是性别歧视,而且是种族歧视。因为我是一名黑人女性,身为黑人女性的我们总是被告知我们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在哪。现在黑人女性不再被动接受他人安排的命运,由构成社会、身为平民与女性的我们决定自己的位置的时刻已经到来。
过去,我们女性总是在政治领域充当秘书的角色,陪同男性出席各种政治活动;为了使候选人有一个良好的政客形象,我们站在桌子后面整理他们的大衣。现在该是我们当面拒绝男性政客的时候了:“我以后不会再擦你的外套了,我站在你对面,因为我和你一样有能力参与国家政治。”而最终的胜负将由国家决定。

图片来源:Francia Márquez 的 facebook 账号
在这个国家,黑人群体从来没有得到过社会各界的尊重。全世界都认为他们有指使我们的权力。是时候让我们找回身为公民应有的尊严,开创这个国家应有的种族平等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除了结果以外,政治必须做到与选民期望相符,才能把生命置于所有政治活动的中心。其余的东西都无关紧要。政治是政客们的演讲和文字,是他们的欺诈和谎言。而被政客们欺骗了这么多次的人民已经对此感到了厌倦。
我听到很多人说,“我们必须到地方去,我们必须去大都市以外的地方开展活动”,“我们必须要深入到哥伦比亚群众中去”。而我就不必再说“必须到地方去”这种话,因为我本来就来自小地方。我不需要“再去”深入了解这些地方,因为我就是哥伦比亚地方群众中的一员。虽然我不喜欢“去”这个词,因为它带有贬义色彩,用这个词就意味着否认那些地方群众的价值,他们中绝大部分人都遭受过排斥和压迫。“哥伦比亚广大群众”这个词组的运用就好像我之前在高处看不见他们,而现在因为我要竞选所以才把目光投向他们,然后我幸运地获得了他们的选票。这是不对的。权力在于人民。我所做的就是,让这些被轻视的基层群众感受他们自己的力量,让他们明白,如果群众把自己看作政治的着重点,就会有实现改革的可能性,就会有真正转变的可能性。只有人民才能拯救人民,人民必须为此做出努力,努力为哥伦比亚构建一个平等的政治格局,因为美斯蒂索特权阶级[4]不会来拯救我们。
[4] 美斯蒂索特权阶级(Mestizo), 白人与美洲土著的混血种人。
对广大女性和多元团体来说,这将是一次自下而上建设我们队伍的机会。我们一直受社会特权群体压迫,双膝跪地,而这将是一个能让我们重新站起来铺设自身道路的机会。
04
《火山》:你认为你的(主张)是一种女权主义政治吗?
F.M: 并非所有妇女都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而且女权主义身份认同并不能成为评判她们的行动是否有效的准则。她们是这条奋斗道路的一部分,她们一直在支撑着这个国家。在我的社区,大多数妇女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就连我也才刚开始理解这个概念,而且我也不认为我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我只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为正义、为平等、为尊严、为包括女性以及LGBT+群体在内的人类而奋斗的女人。同时我也在为保护地球这个人类的家园而奋斗。 我相信可以以尊重差异性为前提拓宽各种建设我们的道路的可能性。保持差异性至关重要,因为这种差异性能给社会带来丰富多样的文化,能为国家带来真正的改变。我们追求的政治与白人男性特权阶级统治下的父权政治不同,他们早已把差异性磨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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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有了这个由多元化群体一起开创新格局的战略:因为我们有必要汇集其他群体的声音;我们要让自己活在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里。我认为这就是乌班图哲学的含义。在这个国家建立起一个多元化的政府、一个集体政府是有可能的;同时,我们要相信我们或许可以让公职人员明白,他们是人民的勤务兵,而不是人民的老板。
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动员群众、鼓励变革、打破现有政治结构,而且人们很难习惯这种非寻常的执政方式。我们已经按照早前的政治形式运行了200年,改变则意味着要打破许多原先就存在的标准和规定。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认为,我们必须为民主赋意,因为在这个国家,民主对很多人来说毫无意义。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当一个人用她的名字开始政治活动时,人们会按照他们看待传统政客的方式去解读她。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让人们看到我们是不一样的呢?与传统政客不同的是,我们正在从他们的对立面以及相对空间进行民主建设。
05
《火山》:你是如何与女权主义相遇的?
F.M: 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和女权主义相遇。也许是女权主义正在呼唤我。我在16岁的时候生下了孩子,经历了很多暴力。我和我妈妈一起生活,我看着她被她的伴侣虐待。我也曾亲身经历过暴力。而有的女性学者认为女权主义只来自于学术界,这种观念和想法让人震惊。
我害怕谈论女权主义,害怕踏入女权主义者的圈子,因为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是一个来自考卡省北部的农妇,与其他妇女一起帮助大家捍卫我们的生存空间。当然,这被公认为是女权主义,但当时我对奥奇·库里尔(Ochy Curiel [5])说“我不是女权主义者”。现在我对女权主义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也逐渐意识到我的行为的确带有女权主义的色彩。女权主义的意识是靠人一针一线编织出来的,人们需要保持一直学习的心态来看待女权主义。
[5] Rosa Ynés Curiel Pichardo罗莎·伊内斯·库里尔·皮查多(1963年3月15日,多米尼加共和国)是一位多米尼加活动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女权主义理论家、社会人类学家和创作歌手。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认为是女权主义正在呼唤我,而不是我找到了女权主义。因为我一直在学习和认识不同的观点、看法。例如,对我的家庭来说,堕胎是不可能的。我的祖母有她的故事,她说:“我们怎么能够去堕胎呢?我们必须爱护生命”。因此我生下了我的两个孩子,并秉持着这种世界观抚养他们。但我也明白这对妇女意味着什么。因此,我既能够理解女性为群体而战的想法,也能理解她们为生命和身体斗争的思想。我也同意,如果一个女人不想生孩子,为什么要强迫她?为什么要把母亲的身份强加给她?我一直在学习,我也希望能继续学习。参加竞选给了我一个可以在国家层面深入探讨这一议题的机会。
06
《火山》:谈到决定我们身体和生活的自主权,你对安乐死的立场是什么?
F.M:我确信,如果一个人决定要安乐死,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他们已经遭受了太多的痛苦。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尊重那个人的决定,允许他选择安乐死。我认为我们的法律应该迈出这一步。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搬上台面讨论,并推进相关法律,没有谁能比当事人自己更有权力决定他们是否想活下去。
07
《火山》:环境危机爆发迫在眉睫,各个国家对环境保护都有很大的责任。从政治层面上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措施防患于未然,避免危机发生时已为时太晚?
F.M:我认为必须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这当然不易,且不会因为我当选总统而变得容易,但我相信,如果人们意识到社会需要持续进行这些变革,我们至少可以把这一议题放在国家和公共层面来谈论。我将会与全国人民一起协商,就像一直以来人民对采矿、压裂和石油开采等问题的协商一样。当然,我们要尊重群众的这种自主权。进行经济改革并不容易,因为哥伦比亚是一个高度依赖石油开采、依赖“采掘主义经济”的国家。
想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具备非常高的意识,因此我希望这个社会的整体意识能够提高:能够认识到,人类正处在一个死胡同里,我们至少应对以采掘能源为基础的经济方式进行过渡转型,从而为保护地球做出贡献。如果我们无法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为零,那么我们没有退路可走。如果我们希望子孙后代能继续繁衍生存,当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改变消费文化。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考量许多已有的习惯,正是这种消费模式使人物质方面感受到幸福,但它也在摧毁着我们的地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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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这就是我们正在行动的原因:必须改变这一致命的政策。但现实来说,这并不容易,它不会因为我未来当选总统就改变。但我确有这样的政治愿景,我坚信它必将被改变,而且我们正在推进。
另一个便是社会共识。而若想改变社会共识,必不可少的便是“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责任,而我们也必须担起这些责任。当然,虽然联合国主张政府和经济部门成为这一事务的直接责任人,但我们同样也负有责任,因为我们接受了这些措施。
08
《火山》:我们该如何与许多在媒体上拥有广泛知名度的人所代表的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和阶级主义决裂?又该如何让这些认为“压迫是合理的”的人承认压迫的存在,并使他们意识到实际上他们是问题的一部分?
F.M:我不负责为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者寻找消除种族主义的方法。我认为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种族歧视、排外、父权主义的社会中,我们已肩负了许多责任。消除种族主义的重担不应再落在那些被歧视的人身上,而是,应由整个社会共同承担,而且社会应不断思考其授予的特权是否合理。瓦解父权主义和性别暴力不是女性及性少数群体的责任,而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比如,对我来说,被人叫做“黑人”并不会让我感到反感或厌恶,但说话人必须意识到,对于我,以及很多人而言,这个称呼身上背负着太多历史性的压迫和暴力。暴力不仅仅剥夺了我们的人格尊严,也可能让很多像我、或者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安德森·阿博乐达(Anderson Arboleda)、以及这个国家很多青年人一样的黑人,失去生命。在贫民窟里,黑人青年仅仅因为肤色就会遭到歧视,因为有观点认为这种种族特征就是犯罪的标志。 多萝西·罗伯茨(Dorothea Roberts)曾说“黑人生来有罪”,这意味着,身为黑人,这一简单的事实便已是犯罪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在贫民窟,被殴打得最多的,以及被虐待得最多的,是黑人年轻人,当然,这里所有的贫困青年人都生活在暴力之中,但他们对待黑人年轻人的残忍程度尤为可怕。
我经常在想这其中的原因, 比如,从环境种族主义的角度出发,如今哥伦比亚境内含汞量最高的地区往往是那些种族特征人群居住的地区,比如黑人、贫困的土著、农民、贫民窟的人。而这些人的死活根本没有人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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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火山》:此刻最让你感兴趣、最让你触动的议题是哪些?
F.M: 现在让我感兴趣的议题一共有6个:
1)停止内战。我们已经制造了多起流血伤亡事件,现在我们要利用母爱和人性关怀来制止战争。男性支持战争是因为战争能够作为政治筹码,帮助他们在选举中获胜,从而掌握权势,而女性不需要战争来维持我们在权力中心的位置,我们为了坚守生命至上的理念可以放弃战争这一筹码。
2)解决毒品问题:坦率地讲,考虑到诸多因素,我们现在必须要加快毒品相关的立法进程:
a. 性别公正。 女性正同时遭受着毒贩和禁毒势力两方的侵扰,因此要解决父权制的暴力问题,必须要制止毒品交易;
b. 种族公正。以种族特征为标准的禁毒政策最初是由美国的种族人士提出的,并且这一标准的影响已经辐射到了全世界。如今,一项针对非洲裔、土著和农民的历史补偿,即意味着停止战争,而战争的停止也就意味着毒品问题的解决;
c. 经济公正。思考如何将这些本被用于非法途径的植物,用于医用以及食用领域,并且为这部分群体创造收入。这就是目前有人正在用大麻做的事。大麻的合法化进程已经开启,但相关贸易并没有为黑人、原住民、女性和受害者们带来经济收益。我们需要确保这项经济活动覆盖到了那些遭受该政策影响的人群。
3)环境问题。我们必须为应对环境危机做出贡献,这就意味着必须要从过度采掘模式向更加可持续的模式转变,要将生命安全摆在中心位置。我认为有必要考虑一下分配经济、女性经济和多样化大众经济。人们努力发展这些经济种类,但国家并没有向其提供强大的企业、金融和工业保障。国家必须向其提供相关保障,以使其有一席之地,并能反哺整个国家。
4)历史补偿。我们必须弥补如今很多人仍在经受的奴役、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而这就需要实现公平分配。国家必须加大对这些曾被排挤、压迫的领域的社会投资。
5)女性主义和多样化。我们认为必须要推行女性主义的、多样化的、反对父权的政策。我们总是在谈论土地的话题,但却始终采取一种父权的方式讨论。男人们经常会喊着“土地革命”的口号, 我觉得我们女性也必须把争论的焦点放在土地的平均分配上。一场女性主义的、保护生态的土地改革可以照顾并且保证作为生命照看者的女性,能够使我们拥有自己的土地来好好生活。我来自农村地区,所以我经常思考乡下女性的生存状况,因为她们往往也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群体。
6)监狱议题。关于这个话题我向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 [6])学到了很多,哥伦比亚以及世界上很多地方的监狱体系都是奴隶制度的延续。所以来到这里的人们,他们的性命不值一提,因为大多数犯人都是穷人,富人不用去坐牢,他们待在家里就是坐牢,只有那些穷人、黑人、土著、农民、贫穷的女性才会进监狱。但监狱没能改造任何人,国家也没有发挥其作用,所以我认为必须寻找其他的方法来预防,而不是惩罚。
[6] 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1944年1月26日-)是美国政治活动家、学者和作家。戴维斯在20世纪60年代是全国著名的活动家和激进人士。是美国共产党和黑豹党领袖。现在是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退休教授。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主义、非裔美国、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流行音乐和社会意识,惩罚和监狱的哲学和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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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案大纲就是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而且为了将其实现,我们很可能要穷尽一生。但是我认为,除了教育之外,这些都是我们所接触的结构性问题的一部分。然而,众所周知,免费教育的覆盖面并不广。又有多少来自农村地区的,甚至是来自这座城市贫民窟的年轻人能够享受到免费教育呢?我就亲眼看到过来自前线的孩子,他们连小学、中学都没能读完。“学习”对他们而言,意味着学会怎么填饱肚子,而不是如何接受教育。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到知识是如何服务于生活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改变现行的服务于未开化的、掠夺性的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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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或许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想要乐观起来很困难。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持希望呢?
F.M: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要成为那个劝服人民相信这个国家的人,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死亡贯穿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饥荒正折磨着年轻人;女性正遭受着暴力;还有“肢解屋”的存在:一个小男孩去行窃,当再次被发现时,这名小男孩已经被残忍杀害了——这正是几天前在蒂布(Tibú)发生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告诉我的人民“要相信”。人们有选择“不相信”的权利,这是值得尊重的。人们有权利不相信这样的一个社会:它剥夺人民的权益,碾碎人民的幻想,直到人民对它彻底失去希望。就我自己而言,我很难去相信:我曾经带着我的孩子们一起逃出这个国家,我又怎么能说服我的孩子们去相信这个让他们四处流离、无法安生的国家呢?因为这是一个不安全的国家,它并不能为年轻人提供任何东西。
然而,我想说的是,即便存在着这所有的一切,我们仍旧可以在伤痛中重建,在绝望中重建,去播撒希望的种子。只要我们活着,就有可能去改变很多事情,这些改变就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
在过去的大选中,我们做了错误的决策,引发的后果令人痛心——我们失去了很多条鲜活的生命:84名年轻人遇害,还有很多人下落不明或已被监禁;有的人被迫搬到其他大区,以为这样就能和平地生活,然而这只是我们对迫害的自我消音。很多人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饥荒不断加剧。我们还剩下什么吗?我们要在炭火的灰烬中站起来,继续前行,别无他选。每一个人,每一个组成这个社会的人,尤其是那些遭受到侵害和排挤的人:让我们站起来,手拉着手,一起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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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以上文件来源于拉美新闻报社Volcánicas,此翻译已获得官方授权,若需转载请联系Avoice。
原文作者:
Volcánicas
原文标题:
“La lucha es afuera y la lucha es adentro” Entrevista a Francia Márquez
原文链接:
https://volcanicas.com/la-lucha-es-afuera-y-la-lucha-es-adentro-entrevista-a-francia-marquez/
翻译 I 付苏汉清,杨韵洁,吴梓钏,黎洛君
审校 I 陈健,邹晴,黎洛君
排版/封面 I 游舸
图片来源 I Pinter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