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23日，荷兰时间上午9时20分，Leah发了一条朋友圈。五张特写中，河床与枝桠的倒影交叠于水面，青苔与枯木、破土的草芽相映成趣。最后一张街道玻璃门上反射的人像，是拎着大包的她自己。她给这组图文配文“希望Hope”。

朋友们很容易误会Leah一直住在春天里，因为绿色毋庸置疑是最常出现在她朋友圈的颜色，即使现在是阿姆斯特丹的冬季。事实上，对于Leah来说，这个冬天并不会太好过。她在打一场艰难的官司，对方曾是她最亲密的人，如今却占尽天时地利，要和她争夺他们共同的财产和女儿。 电话那端，Leah呈现的状态让人很难将她与这场旷日持久、辗转两岸三地的跨国离婚官司联系起来。她符合人们对独立女性的想象，有清晰的事业目标和广博的视野，积极、健谈、语速快、思维敏捷。在谈论自己的离婚官司时，多数时候她像是在陈述他人的故事，只有当谈及两个女儿，她语露心酸、停顿哽咽，才让人意识到这场官司中她最坚硬也最柔软的身份，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除此之外，她还是某个跨国艺术协会的会长，女性博物馆的创始人，荷兰某艺术画廊的总监。婚姻破碎后，她回到家乡，创建了女性博物馆。那最初是她自我疗愈的出口，后来变成她通向世界、传输能量的入口。

她坦承自己的需求与困境。于她而言，打官司、创办女性博物馆和主动找到Avoice发声，均指向同一个诉求——捍卫自己的权利，让更多女性学会保护自己的权益。她说：“如果有人能够提前告诉你这些事，就像打预防针一样，哪怕只对一个人起作用，都是一种提醒或借鉴，这便是我发声的目的。”

以下是Leah的讲述。

每个女人或女孩，都对爱情充满着无数的幻想和憧憬，认为有了爱情就有了一切，包括曾经的我。很多女性都把爱情当作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当作生活的全部。我想说，它的确是最美好的东西，但它不是生活的全部。

我和我前夫2004年在荷兰相识，他向我求婚，求了100次。婚后我们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尽管存在一些中西文化的隔阂，却依然感到甜蜜幸福。因为他对中国的语言、文化不太了解，也不积极接触、融入社会，所以很多事情需要我来处理，慢慢地我就掌握了家里财务方面的主动权。财产方面我不用发愁，他也不管我花多少钱；房子又都在我的名下，所以我从来没有危机意识。这也导致2016年我发现他经常打电话给一个意大利女人的时候，并没有认识到是个危险的信号，只觉得聊天可能是他用来放松生活的方式。

2018年在意大利，我确认他有了外遇，并且他开始对我有了语言和身体暴力，并在暴力结束后恳求我的原谅。我们回荷兰看心理医生，我以为我们会有和好的机会。而在我想着修复关系的同时，他在想怎么让我净身出户；我以为和好的机会，变成他转移所有财产的机会。他一面向我道歉，假意答应会和那个女人分开，说知道自己错了，不可能离开我，另一面在策划更大的阴谋。他冻结了我的银行卡，取消了我全部的居留卡，拿走孩子们的护照，卖掉所有房子，转移全部财产。直到他给了我两个行李箱，他把我的衣服、私人物品全部收拾好了，对我说，这就是我的东西了。

后来他甚至告诉我，他已经策划这件事四年了。那一刻我才觉得如梦初醒，16年的婚姻，这样就结束了吗？他可以这样对待一个说不上同甘共苦、但也和他一起经历了16年风风雨雨的女人吗？当时我不敢相信是真实的。

我们的婚姻已经不可能恢复了，现在主要是财产和孩子的问题。

我告诉过我前夫，我说我不要钱，只要你把两个女儿给我。但他一直希望一人带一个孩子。我不同意，我觉得孩子们必须一起生活。凭什么父母婚姻破碎，要两个姐妹承担分开生活的后果？这是我一直没有妥协、一直打官司的原因。我想争取让两个孩子都和我一起生活，平时由我照顾她们；每年暑假，孩子可以去跟爸爸一起生活。我不想让她们分开，她们俩小时候就应该培养很好的感情，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了，在这个世界上，孩子们还有姐妹彼此。

每个出轨的父母都应该好好想一想。他们没有看到婚外情导致家庭破碎后，孩子会受到怎样的创伤。我的大女儿在我们这段撕扯的关系中变得很敏感。我前夫之前经常会在家里录音、录视频作为证据，导致现在她非常排斥拍照、录音。她也比同龄人要成熟一些，会问我“为什么爸爸妈妈会分开”的问题。

有一天，大女儿突然对我说自己将来不想结婚了。因为她觉得如果妈妈不跟这个人结婚的话，现在也不会有这么多事发生。我特别难受，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妈妈特别失败。即便婚姻无法破镜重圆，也不应该把夫妻之间的情绪和怨恨带到孩子那里，因为孩子是无辜的。 

我对大女儿说，的确是妈妈的错，结婚的时候可能真的不够慎重，太年轻了，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错误的选择。可能你现在从爸爸妈妈身上看到的婚姻是不太好的，但妈妈希望也相信你的婚姻会是美好的。我也说，当然结不结婚都是你自己的自由选择，每个人在每个阶段的想法都不同，结婚不一定是每个女人的必归路。 

并非因为我的婚姻不完美，我才这样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权，结婚与不结婚只是不同的生活模式罢了。

我跟孩子们独处的时候，她们总是在问我，还有几分钟他（爸爸）要来接我了，还有几分钟我就要走了。她们明明希望在我这里住久一点，却还要惦记着回去的时间。我很难过，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连自己的孩子在哪里生活都决定不了，和孩子的见面会变得很急迫，到点了就要把孩子送回去。在为相聚而欢喜的同时，我却也要为即将到来的离别而心碎。她们走的时候会哭。她们哭，我也哭，然后她们还来安慰我，妈妈你别哭，你回去吧。

最早发现他出轨和家暴的时候，我就去咨询了律师。如果我当时就能理智、勇敢地提出离婚，房子、孩子、居留卡都还会在我的手上，不会像现在这样，被迫跑到三个国家去打离婚官司。但对十多年感情的挂念和强烈的自尊心，让我在当时并没有坚定地离婚。 

发现自己遭遇背叛的时候，多数人不愿意去接受这个事实。但我们必须接受事实，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此时对方可能还抱有愧疚之心，在财产方面，你会掌握更多的主动权。一旦他一点感情也没有了，你成为他的障碍，那时他就会想方设法地除掉你。结果会是自己陷入被动，这是非常致命的。 

也许这个建议能给到年轻一代，或许会是我的女儿。 不要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代价太大了。这个过程很黑暗，我看不到边际，遥遥无期，在三个国家之间周转，这对于心智、情感、精神、金钱和时间都是一种无止尽的消耗。去年12月，我再次遭到了语言威胁和身体暴力，这次我当下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报警，因为报警是我保护自己的方式，我不会再选择沉默。

我想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女孩们，生活充满着变化，人生无常，你不能要求别人不变，应对这种变化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能力。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无论是情感和财产方面，都要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哪怕有一天我真的一无所有了，我还是有能力养活自己。 

也许每个人都会遇到某种时刻，你的钱、经历、人际关系，都没办法帮你。如果我们天天抱怨、责备自己，以这样的方式面对苦难是没有意义的。不再热爱生活，不再继续去爱别人，总是沉溺在苦难当中拔不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失败。 

我想鼓励有相同经历的女性，不管生活怎么对待我们，都不要自己绑架自己，要以平静的心去应对和改变当下的处境。我们的灵魂和思想是别人没有办法夺走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依然要保持美好，保持对别人的善良和爱。

我觉得伤害别人的人，他自己也是非常痛苦的。现在我前夫对我来说非常陌生，穿的衣服很邋遢，整个人看上去状态也不好，和我们原来在一起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最熟悉的陌生人，这句话来形容我眼中的他可能最合适不过了，我为他感到悲哀。

大约2016年的时候，我在荷兰开民宿客栈，遇到了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女人，她来看她的孩子。她的前夫把孩子抢走，她没有想到见孩子一面会变得这么困难。当时对我来说，她的事情非常遥远。没想到四年以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我自己身上。

可能我们每个女性在媒体上看到家庭暴力、被别人骗钱的事件，因为没有亲身经历，总会觉得这些事情很远。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在我身上了，我有意识把这些经验提供给年轻女性。 如果我现在不发声，也许四年以后，还会有很多人重复地经历这些事。

目前我在做一个女性博物馆，我想以博物馆的形式，去关注女性自身的发展。我的博物馆并不是文物展览式的博物馆，它更倾向于以女性为中心去展现理念。想办法让博物馆动起来，不断地交流想法，这才是最重要的，思想是最有意思、有生命力的东西。

我是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比较熟悉，于是从我自己出发，把少数民族的女人出生、结婚、死亡三个里程碑串联成一条线，然后把它无限扩大，变成不同民族和国家的风土人情和人文关怀，一个全球女性都可以讨论的话题。

在我的民族语言里，“命”是“女人”的意思，在汉语中指向生命和命运。我是命（女性），但我又不信命，我不甘心接受所谓“命中注定”。小时候我生活在一个小村庄，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一个地方老去，所以我选择离开，去看外面的世界，体验不同的文化。婚姻的破灭对于我来说有得有失，得到和失去就像光明和黑暗一样，如果没有这种剧痛，我的博物馆就不会呈现，所以我觉得生命有无限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女性博物馆还有女性心理咨询的帮扶，帮助女性自我觉醒和自我成长。我们会根据参与者的职业提供不同类型的赋能：如果她是艺术家，那么她可以在这里布置展览；如果她是一个企业家，她可以在这里做讲座或开设企业管理班，带动比较贫困的女性获得经济独立。

博物馆展现了我的心路历程，我希望通过分享我的故事和经历，给别人带来一种治愈和生命力，让她们少走一些弯路。对我本人来说，博物馆也带给了我疗伤和治愈的能力，我的婚姻当时非常破碎，但是通过博物馆，我找到了我的出口，学会梳理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经历和创伤，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我还有很多想法，比如把博物馆作为一个项目向政府申请一些资金，去申请联合国的妇女手工作坊。距离我实现梦想，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想，既然开始了就要坚持，或许不知道什么时候机会就来了。我现在有一支小的志愿者团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也希望将来我能和更多像Avoice这样的组织合作，有更多的女性共同体去关注她们，让受苦的女性有更多的发言权，那么以后年轻的女性，也许就不会重复我们的经历了。

或许16年婚姻的结束，让Leah原本幸福安稳的美梦破碎。可是如今她又成为了自己的造梦者，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希望将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分享给更多相似处境的女性。

她的故事或许能给予更多人站出来发声的勇气。让更多真实故事被人看见，让女性成为彼此扶持的力量。这些故事也许形形色色，但不变的是，故事背后，女性坚韧的力量正在冲破黑暗，恣意生长。

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及国人国籍、身份变化，跨国婚姻和涉外婚姻日渐增多。但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冲突、身份困境，涉外婚姻在走向冲突与解体时往往存在更多风险和更高的维权成本。Avoice法律支持团队法援成员、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的姜若云为Leah提供了法律援助，进行了详细的事实分析和提供法律援助建议报告，并耐心 解答Leah女士的法律问题。考虑到当地法律动态、司法裁量的差异和其他现实困难，Avoice法律支持团队积极为Leah联系当地法律资源。

在学术与教育支持上，为子女争取更好的受教育条件方面，Avoice收集整理了荷兰与意大利教育系统的相关信息，在两国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上作了详尽的对比。此外，Avoice还对两国在文化、社会人文环境、日常生活和教育政策等领域作了系统的分析，指明了两地教育系统和文化习惯的差异，为Leah选择子女最佳受教育地提供了参考。

除法律和学术教育支持以外，Avoice还为Leah提供当地救助网络资源对接、大量文件材料翻译、海外女性保护社群和采写发声方面的支持。

事后Leah给予我们的反馈是：“Avoice是一个非常高效 的青年公益组织，在整个过程中帮助我节省了很多时间和精力，避免走了很多不必要的弯路。最重要的是，即便是我最孤单无助的时刻，因为你们的存在，我感觉到有人在陪伴我一起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