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oice她视角 | 不止巴以：从《灿烂千阳》看中东地区女性困境
巴以冲突的战火已稍作停歇，然而战争带来的损失需要大量的时间缓和，创伤记忆也将永久持续下去，难以磨灭。据巴勒斯坦卫生局统计显示，因冲突造成的伤亡人员中70％为女性和儿童。这样的背景下，讨论宗教战区女性的生存困境显得极为迫切且重要，所以本文将结合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灿烂千阳》，试图通过简要的人物分析，看见战火中平民的哀伤困苦，看见陷此遭遇的女性卓艰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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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这本小说以阿富汗地区的历史背景作为底色来讲述两位女性的抗争故事，但这并不妨碍将它当作了解中东战区女性困境的途径，从中我们仍能深切的体会到战争带来的危害，还有一些宗教形式对女性的约束，以及作者想要传递给读者的那份隐隐光亮。
战争给人带来的最直接的威胁就是人身安全。 主角莱拉的兄弟在作战时不幸丧生，她的父母亦惨死于轰炸中；就连莱拉的朋友吉提也身亡而去，即使她生前那般热烈，依然避免不了尸首分离的结局，更令人悲痛的是，吉提的母亲需要强忍着情绪，把女儿的身体碎片一点点地捡回，以拼凑完尸；而透过塔里克等人的诉说，也可以听闻到因为战争发生的掠夺、强奸和滥杀无时不有......新闻中只是作为一组数据出现的TA们，在书中、在现实生活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本应有自己的故事和未来。然而同倒塌的巴米扬大佛一样，TA们的生命或戛然而止，消失在战火中；或历经千疮百孔就此暗淡，潦草过完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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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制度下，没有了男性的支撑与扶持，战争中平民女性的生活会相对艰难，处于有宗教背景国家的女性尤是如此。战争给莱拉带来的第一个影响就是辍学，她聪慧过人、父母开明，也挡不住家人对她路上遭遇的担心；在当地还没有起冲突时，就有男孩子霸凌莱拉，开战后，借别人之口，我们知道更有抢占强奸等事发生；逃过轰炸一劫的莱拉迫不得已选择嫁给拉希德，才得以和孩子一起在战争里生存下来，纵拉希德十恶不赦，他还是成为那段时间为两个妻子和孩子出门谋生、讨食的“顶梁柱”，并在最初“救”莱拉时买来消炎药品。 由于宗教在父权制社会里产生，它对女性的约束更为显著。因此，没有任何教育背景的女性在这样的战争里无疑更艰辛，面对的环境更恶劣。相同条件下，她们个人的就医、工作、人身安全和争取各类权益保障等问题比男性要有挑战性。
故人且旧逝，今人何独活？卡勒德并不将目光仅停留在轰炸带来的物质苦难之上，他还在书里描写了大量的由战争引起的心理创伤，为战区百姓发出人道主义的声音。包括艾哈迈德和努尔之死给莱拉母亲造成的伤害，疯狂沉沦于丧子之痛的法丽芭对莱拉的成长漠不关心，且因她不愿离开失去孩子的土地，最终导致夫妻双双死于轰炸之中，独留怀孕的莱拉一人面对断壁残垣；包括玛丽亚姆和莱拉等人的整晚无法入睡、人们把车涂成黄色出租车的样子；也包括即便战争已结束，莱拉仍然时时想起炮火连天的时日是如何于绝望处觅生，这些画面皆是战地人民无法安顿心灵的缩影。依据凯鲁斯的“创伤”理论学说，人们的创伤记忆是不可能被忘记的，幸存者只能在经验中不断重复、回顾，以至接受它成为经验的一部分。《自然》杂志近期的一篇论文也表明，人类在儿童时期所受的一些痛苦记忆容易被记录在DNA中，传给下代，并增加其抑郁风险。尽管如此，也别去试图给予同情，因为战局外的人在媒体报道上的匆匆一瞥，就可能是当地百姓的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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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外界的战争结束，书中的女性却没有喘息的机会，独属于女性们的、另一场漫漫无边的战役在悄然上演。书里有两位女主角，一位是莱拉，一位是玛丽亚姆。和莱拉的成长环境截然不同，玛丽亚姆的原生家庭腐坏不堪：她是私生女，母亲娜娜对她爱恨交加。尽管玛丽亚姆万分不愿意，也被逼嫁给了拉希德，婚后任由他打骂。也正是由于她的懦弱性格，才让她杀死丈夫、完成多重救赎的结局更有冲击力。在开始，和莱拉等人相比，她的形象似乎更加接近底层女性，她没受过教育、在外行走需要穿着布卡、在家对丈夫百依百顺。
但如果将阅读进度条拉到上一任塔利班统治时期，就会读到以下情节：学校不再接收女学生，法律恢复对妇女的石刑；大街上的道德警察四处巡逻，莱拉想探望寄养至私立学校的女儿都不能独自出门；一生热爱自由的画家阿姨戴上了头巾；医院不接收女性病患、药品也不提供给女性；仅有的女医生还要穿着布卡做手术......此前网上有非常多关于厌女根源在于贫穷、妇女问题就是阶级问题的观点出现，可是阶级不能涵盖所有的妇女问题，以上这一段就足以证明，妇女问题的根源是来自结构性的歧视。倘若不能进入到权力场域内部将其解构，女性中心依然得不到肯定，女性就无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认同与解放。小说的结局无疑是充满了光明的，作者卡勒德在最后让莱拉回到了不再由塔利班执政的阿富汗，一切仿佛生机勃勃，能够重建起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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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中东地区的妇女并无太多幸福可言，她们的地位日趋向下，令人担忧。2023年，伊朗通过了更严格的头巾法；今年，塔利班再次卷土重来掌控阿富汗的政权，“莱拉”们的种种权益被剥夺，甚至不能公开地进行说话；在刚刚过去的11月，伊拉克拟将女性法定结婚年龄从18岁降至9岁，且剥夺妇女的离婚权、子女监护权和继承权......越来越多的宗教国家因为历史等缘由对女性实施管制政策、颁布不利于女性的法规法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很难期望一些国家的暴力武装冲突之后，其执政党派能予当地女性积极真诚的回应。过去的暴乱哀歌还未消散，她们将来的道路仍没有太多宽广的选择。
一方枪响之后，是没有赢家的，性别议题亦如此。通过小说中无女医生一例情节，我们就基本上可以推断出，这样不公的对待，不仅会损害当地妇女的权利，对男性也是一种压迫，久而久之，会使不平等的情况更为严峻。但在这样不乐观的境遇里，人们依旧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来自一些勇敢女性的围困之声。抗争无疑是有用的， 对这些女性来讲，即便前进的脚步放慢，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抗衡。在当下战局，她们唯有极力保住生命，才可能拥有为后代拼出一条血色之路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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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战争的爆发和制度的制定有纷繁复杂的历史和文化原因，可这并不能成为军队对平民与妇女实施暴力的缘由。阿富汗女权媒体在声援加沙的时候，表明了态度：权力的绝对压制面前，沉默无疑是共犯。所以除了以个人名义捐赠物资、参加无国界医生计划等实际援助以外，我们还可以多多关注、讨论此类新闻，为减免暴力事件建言发声。但请不要将战区国同其它国家进行比较，更不要提安全与否。就像莱拉在末尾和塔里克吵架时反思的那样，安全和侥幸本身就是共时特权，是站在制高点上的标榜审视，这样做的实质与侵略无异。
在妇女权益方面，我们依然可以去替她们言说和书写，去鸣不平，尽管略显微薄。我觉得这并不和尊重宗教文化相违背，神谕之下，众生平等，毕竟妇女权益就是人的基本权益。宗教不该成为国家机器层面的限制，它理应崇尚于个人追求。倘若一个宗教以挑战人权为首要目标，那么它就背离了人们所赋予它的原有神性。正如一位伊朗女孩在介绍戴头巾的情况时所说：“不要说这是你们自己选的。没有任何道路是本来就有的。法规是死板的，而思想是流动的，可以改变。只要没有人把头按规定包裹好，那道德警察也不会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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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衷地希望战地烽烟尽快平息，人们的生活归于安稳；这些女性可以争取到足够多的选择，早日挣脱枷锁，去她们想去的人间，爱她们想爱的一切。祝愿她们永远勇敢。
撰文｜汀帆
排版｜池一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