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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女性通常会在非直系亲属以外的男性面前穿戴面纱。（Vyver, 2017）面纱统称为“hijab”，能够遮住女性的头发、脖子，延长到胸部。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称呼不同的蒙面物，它们款式不同，但功用相近，都被用来遮蔽女性的头部和身体。

图源：ABC NEWS

在穆斯林社会，面纱首先是一种宗教符号。佩戴面纱的习俗被认为是伊斯兰教法的规定。伊斯兰教法是源自《古兰经》以及其他伊斯兰神圣文本的法律体系。它规定了穆斯林生活的规则，从如何祈祷到慈善行为和禁食。由于《古兰经》原始文本篇幅和覆盖面有限，伊斯兰宗教学者利用原始文本来推导出圣典中没有明确规定的具体问题的答案（Stancati, 2021）。女性是否需要佩戴面纱，也是这些具体问题之一。因此，即便是伊斯兰教信徒内部，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是源于经典文本、又游离于经典字面的。

《古兰经》虽然没有对女性教徒需戴面纱的明确规定，但其中存在一些描述先知妻子的经文，如指示男信众要在帷幕外与先知的妻子谈话，或训示先知的妻子及信女在出外时穿着罩袍和面纱。 但是，不同的伊斯兰教学派对这些经文做出了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先知是在暗示男子要在帷幕之外与所有妇女交谈，有人认为普通妇女不是先知的妻子、所以不需要在帷幕外交谈或佩戴面纱。脱离学术讨论，在生活中，穆斯林通常认定先知对女性佩带面纱作有规定，支撑这一规定的是对先知的信仰、服从和摹仿。《古兰经》第 24 章《光明章》这样写道：

“你对信女们说，叫她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饰，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们用面纱遮住胸膛，莫露出首饰，除非对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父亲，或她们的丈夫的父亲，或她们的儿子，或她们的丈夫的儿子，或她们的兄弟，或她们的弟兄的儿子，或她们的姐妹的儿子，或她们的女仆，或她们的奴婢，或无性欲的男仆，或不懂妇女之事的儿童；叫她们不要用力踏足，使人得知她们所隐藏的首饰。信士们啊！你们应全体向真主悔罪，以便你们成功。”（24：31）

第 33 章《同盟军章》中，同样有经文暗示让女性遮盖身体，但更具体地解释了遮盖的目的——避免女性受到滋扰：

“先知啊！你应当对你的妻子、你的女儿和信士们的妇女说：她们应当用外衣蒙着自己的身体。这样做最容易使人认识她们，而不受侵犯。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33：59 ）

穆斯林学者 Memon Madani（2011）在解释这两段经文时认为它们是先知对其同伴们的训诫。在先知的同伴们中，许多人其实在地位上已经超过了先知。既然连这些早期的、虔诚的人们都受到“遮蔽”的戒律约束，以后的人们就更需要了，因为随着审判日的临近，冲动、自我中心、性放纵、强奸将不断增加。

“我们中谁能说自己的自制力比先知的可敬同伴强？谁能说我们的妇女比先知的妻子更虔诚？” 

因此，受教义所指导，在宗教符号的基础上，面纱成为了一种性别隔离符号。 围绕着“保持洁净”和“谦逊”这一伊斯兰教教义核心，《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教徒的生活实践主动发展出了一系列的节制和禁忌。除了女性佩戴面纱之外，《古兰经》中还有丰富的习俗和礼节规定，也对男性的穿着和礼节、婚嫁习俗、道德、宗教生活、日常生活做出了详细的阐释和规范。 总体说来，如果从《古兰经》的经文字面角度理解，要求女性戴面纱是为了保持男女之间的距离，而保持男女之间的距离是为了适应“保持洁净和谦逊”的教义，本意是为了防止性放纵、性犯罪带来的社会秩序、宗教礼节混乱。（Martin, 2016）

虽然面纱不是性别统治的工具，但由于其具有宗教和文化的符号性，面纱政策往往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 我们认为面纱政策和政治统治的关系一般遵循着这样的规律：当政府控制者决定实行极端的宗教政策时，会以“净化”和原教旨主义为名，推行严格的性别隔离政策，这种严格的性别隔离政策于是带动了严格的面纱政策。前面说到，让女性佩戴面纱代表的是性别隔离，在高压统治下，性别隔离就从纯粹的宗教行为变成了推行极端政治的工具。

大多数穆斯林社会在历史上大多经历许多动乱，统治者包括西方殖民者、一般政府和极端政府。因此，面纱政策的严格与否一直是不断变动的，受到政府控制者意识形态的影响。 除了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社会的面纱佩戴政策也很典型。沙特妇女从 1932 年王国统一之前就开始穿戴面纱，这是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沙特从土耳其引进的传统，沙特后来一度推行严格的面纱政策。这一政策在 21 世纪初有所松动，并在 2018 年由王储穆罕默德 - 本 - 萨勒曼废除，允许妇女自由决定怎样穿着打扮（Abdulaziz, 2018）。伊朗在 1936 年曾禁止任何热佩戴任何类型的面纱，但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政府强制妇女穿戴伊斯兰面纱，并在 1983 年通过刑法规定，对不戴面纱出入公共场合的妇女处以鞭刑。(Bucar, 2011）

作为拥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军事和政治组织，塔利班上世纪的掌权历史和近期掌权后推行的政策，都体现出强权政治的特点。 在 1996 年到 2001 年间，塔利班控制阿富汗，对伊斯兰教教义进行了极其严格的解释。这种解释顺延到了性别政策方面，进而顺延到面纱政策方面。在塔利班统治下，阿富汗妇女不能仅仅穿戴面纱，而是要穿覆盖全身、只有一条小缝可以看到外面的“布卡”（Burqa）罩袍（Martin,2016）。“洁净”和“谦逊”的教义也被推行到极端。1998 年 2 月，塔利班的宗教警察严禁任何妇女进入喀布尔街道，并颁布了新的规定，命令人们把窗户涂黑，以便从外面看不到屋内的妇女（Lacayo, 2001）。

2021 年再次夺取政权后，塔利班一直试图塑造一个比此前更加温和的形象。但是，相关报道显示妇女仍然被要求穿上“布卡”，被禁止在没有男性亲属的情况下出门，女教师和女记者也被禁止工作。我们从各国媒体的报道文本中发现，塔利班统治下的面纱政策，首先向外界发出了强性别统治的信号。面纱作为一种显著、易识别的宗教文化符号，释放了关于塔利班性别政治和国家政治倾向的信息。因此，佩戴面纱、穿罩袍的阿富汗妇女，在一篇篇新闻报道中，首当其冲地成为了伊斯兰宗教政治社会中、受压迫的民众的代言人。面纱和罩袍本身带有的压抑审美，应和了外界想象中极权政治应有的压迫的社会氛围（Bullock, 2010）。

·法国的世俗主义与面纱

世俗主义（Laïcité）——或者说是政教分离——是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它代表着法国全面的革新、是其民主共和政治的基础。这一主张写入了宪法，自此，宗教不能作为法条的依据、不能获得政府的补贴、培养民族未来的公立学校更不被允许有宗教性质。虽然世俗主义要求政教分离、政府对各宗教保持中立，但它确切的要求却模糊不清。一方面，它可以被理解为政府不能介入私人的宗教行为，且对公共场合的宗教行为保持中立，除非该行为影响公共秩序。另一方面，该条例也可以被解读为政府为了维持其世俗性，必须禁止任何宗教影响——包括仪式、服饰——出现在公共场合。

·罩袍与美国的“反恐战争”
9/11 恐怖袭击后，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向世界宣传这次袭击代表着“一种新的罪恶”。为了阻止这种罪恶在中东蔓延，他宣称“这种远征、这反恐战争会持续一段时间”，并在不久之后动了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在发动战争前，即使获得了两党支持，小布什需要向美国民众以及国际社会证明入侵另一个国家不是报复性的，而是正当且必要的。在这种舆论需求下，受塔利班政府压迫、被要求穿上罩袍（Burqa）的穆斯林女性成为了合适的符号。身穿罩袍的女性常常——甚至“过多地”——被放在新闻报道封面，与手持武器的基地组织战士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叙事手法巧妙地将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入侵美化成先进的、自由的西方文明正在“拯救”饱受残暴塔利班政府暴力欺压的阿富汗女性。许多美国女权主义者受到了感召。例如，总统夫人劳拉·布什作为第一个在“每周总统讲话” （Weekly PresidentialRadio Address）上演讲的第一夫人，也认为“反恐战争是维护女性权利、尊严的战争”、基地组织需要为女性遭遇的压迫负责。

不可否认，在塔利班政府统治下，女性的自由和权利受到极大的限制，女性确实被要求穿罩袍外出、违令者会受到严苛的惩罚。然而，当罩袍成为了塔利班压迫的标志，这种叙事手法将重点从一个政体对女性的压迫转移到了被单一地符号化的传统服饰。 这种粗暴的处理十分有效地建立了“自由”的可以选择着装的西方文明社会和“被压迫”的落后的东方伊斯兰教文明的对比，产生一种类似于“白人的负担”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叙事。

·德国难民妇女
在 2015 年 8 月，德国涌入了大量难民，绝大多数来自遭受战争摧残的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在异国寻求庇护时，这些难民尤其是难民妇女，不仅面临着全新语言和文化的挑战、法定身份的不确定性，还会遭受佩戴面纱带来的歧视。在一份针对身在德国的难民妇女的调查中，绝大多数人认为面纱（hijab）是引起他人歧视、恐慌和憎恶的原因。同时，对于一些难民妇女来说，佩戴面纱让她们保持虔诚信仰的同时能够外出学习德语、参加社会活动，获得合法留在德国的权利。对于另一些人来说，选择穿上面纱是她们作为难民、女性、宗教少数群体为数不多拥有决定权的事情。42 岁来自阿富汗的 Zulikha 表示，

“我知道脱下面纱会让我的生活轻松很多。但我不会这么做的。这是我的身体，我的信仰……我什么都没有了，我的一切都被剥夺了 - 我的房子、家、政治影响、我的独立性……面纱是属于我的，我不会脱下它。”

对于她们来说，在遭受面纱带来的不良影响时，恰恰是带上面纱这个行为代表着她们的选择权利——她们选择抵抗社会对她们着装的规训，她们选择自己愿意穿着的服饰。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禁止和强制都剥夺了选择的权利。她们指出，德国的自由只是“他们（指德国）所认为的（狭义的）自由”，但是“我（们）没有戴面纱的自由”。对于身处德国的难民妇女们来说，带上面纱是一种自身权益的展示，代表着她们反抗西方社会对妇女身体的规训。从这个意义而言，面纱已然成为结构制约与能动性展演的结合体。

·9/11 后的美国穆斯林群体
在 9/11 恐袭后，越来越多的美国穆斯林二、三代移民却选择穿上了被污名化的面纱。对于美国主流群众来说，伊斯兰教一直被刻画成落后、压迫的东方文化。美国媒体经常使用贬低的口吻描述穆斯林群体、在2001 年，研究人员在 900 部包含穆斯林群体的电影中只找到 3 部里面的角色不符合主流刻板印象、美国课本甚至也曾将穆斯林描绘成野蛮和无理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穆斯林女性群体希望通过穿上面纱改变刻板印象。早在 1980 年间，一位沙特大使的妻子曾说，“当一块奢侈品围巾落在我肩膀上时，你觉得它高雅又时尚；但当我用它包住头发，你觉得我遭受压迫” 。

在 9/11 事件之后，当面纱成为伊斯兰教——甚至是敌人的象征时，对于美国的穆斯林群体来说，佩戴面纱是她们反抗主流文化对穆斯林群体污名化最切实的体现 。她们大胆地宣扬自己在信仰上与“美国的敌人”一致，而她们因此受到的攻击具体化了曾隐匿在媒体和文化中的敌意。同时，9/11 的媒体宣传也迫使穆斯林群体意识到她们必须要改变主流观念，这些二代移民通过她们的语言优势与大众沟通，并将“佩戴面纱”与美国核心价值观中的“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联系起来，赋予了她们拥护伊斯兰教的正当性。

在伊斯兰传统观念中，面纱（hijab）被看作是一个社会和道德调节器，它给予妇女尊重，并保护她们的贞操和生计。随着时间的推移，穿戴面纱已获得了社会价值，并成为文化和身份的象征（Mizel，2020）。同时，随着人口的流动和全球文化的传播，即使是在伊斯兰文化内部，服饰风格也渐趋多样化，反映了诸多伊斯兰国家不同的地域和文化背景对宗教要求的不同解释。如今，穆斯林女性对于佩戴面纱的看法和态度也不尽相同，面纱对于穆斯林女性来说有多种含义。

在传统观念里，戴面纱在成为社会行为和文化习俗之前是一种宗教义务和道德必要性的承诺。除了宗教传统，文化与家庭价值观也在影响着穆斯林女性对面纱的看法。 有很多穆斯林女性是在青少年时期受家中戴面纱的女性成员影响，对面纱产生兴趣。接受了佩戴面纱是她们将来长大成人的必要步骤，并在家庭的影响下决定佩戴面纱。而如今，穆斯林女性穿戴它的原因逐渐多样化，并且这些原因可能会随着时间和社会背景而发生改变。

对于一些女性来说，面纱已成为一种抵制女性容貌过多展示的手段。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为了迎合男性凝视而褪去面纱和外衣并不等于女性的解放。在一项研究中，戴面纱的女性表示，面纱可以使职场中雇主必须根据她们的资格而不是她们的外表与她们互动，因此，面纱可以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然而，在西方国家，有研究发现女性戴面纱更难被录用。当然，也有女性是出于方便而选择佩戴面纱。因为面纱它可以减少其他人对女性在公共场合的评论，并减少街头和工作中的骚扰事件。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女性还承受着支持或反对戴头巾的非正式压力，甚至包括身体攻击。 西方社会常有一种好奇：为什么身处西方社会、没有传统文化社会压力，已经有了自主穿衣打扮的权力的穆斯林女性依然会选择佩戴面纱呢？而在很多西方穆斯林移民的女性看来，面纱象征着奉献和虔诚，佩戴面纱是她们自己的选择。实际上，选择戴面纱与否是一个有关宗教身份和自我表达的问题，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宗教压迫。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将面纱问题粗暴归因为宗教或来自父权的压迫，同时也不能忽视在面纱问题中被隐去了声音的女性。有小部分国家的女性在面纱穿戴与否上没有选择权——政府强制女性戴头巾和面纱（例如塔利班掌权的阿富汗）；而另有一些政府则禁止在某些公共场合戴面纱（例如法国政府曾禁止伊斯兰妇女在公共场所佩戴面纱）。

研究者 Pasha-Zaidi 根据“光环效应”引申出了穆斯林内部的“面纱效应”（ Hijab Effect）， 即戴伊斯兰头巾的穆斯林妇女通常被认为具有更积极的一面的属性。 由于穆斯林妇女不必在其他妇女面前戴面纱，女性内部对于佩戴面纱的人也有一定的看法。在传统穆斯林国家中，戴面纱的穆斯林女性在女性内部被认为在社会和性别关系上更传统，更注重家庭，对男性更顺从，更爱国、更团结，也可能更贤惠（Witkowski，1999），而没有戴的女性则可能被视为“不够穆斯林”（lessMuslim）。

面纱的不同佩戴方式也可以为佩戴者的文化背景提供视觉线索，从而一瞥文化规范对面纱实践的影响。Witkowski（年份）研究了黎巴嫩和科威特妇女对面纱的看法。他发现黎巴嫩女性被认为比科威特女性更加的“西方”，因为黎巴嫩女性更少的穿着伊斯兰服饰、佩戴面纱，同时会化妆和佩戴首饰。

是否穿戴面纱的选择也是多样化的。在一些穆斯林女性（尤其是西方国家穆斯林女性）以穿戴面纱为骄傲、认同自己的穆斯林信仰的同时，也有一些穆斯林女性一直为不戴头巾的选择而斗争。例如，对伊朗专制社会的许多女性来说，面纱是压迫的象征，剥夺了她们最基本的人权和穿衣自由。而在更为极端的情况下，例如如今塔利班掌权的阿富汗，穿戴面纱甚至完整的罩袍（Burka）是保护自己生命安全的不得已的选择。根据卫报（需要引用）的报道，一些阿富汗女性表示自己不想躲在窗帘般的布卡后面，穿着它这意味着接受塔利班政府，给了他们控制自己的权利。对她们而言，穿上厚重的面纱意味着女性独立性和自由的远去。当然，也有女性在这种无奈之举下利用罩袍隐瞒身份进行表达与反抗。例如，阿富汗第一支独立女子乐队 Burka Band 就是将面孔身体都覆盖在蓝色罩袍之下，来表示对于塔利班的伊斯兰服装规定表达明显的抗议。

西方女权主义观念通常要求揭开面纱作为解放的标志，倾向于将面纱等同于对女性的压迫和征服，而有伊斯兰女权主义者则将面纱视为摆脱物质主义和和西方理想帝国主义的象征。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如今面纱、长袍等穆斯林传统着装元素开始更多地出现在西方主流时尚行业。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穆斯林女性已经逐渐从传统生活方式演变为现代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妇女接受教育、工作和挣钱。作为生活在现代的穆斯林女性，她们在遵守符合伊斯兰教法的着装规范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着装方式，戴上了更符合时尚审美的面纱。

如 今 大 多 数 穆 斯 林 国 家 接 受 了 伊 斯 兰 世 界 主 义（Islamiccosmopolitanism），允许穆斯林妇女通过最新的时尚潮流，以各种风格、配饰和大胆的颜色来表达自己的个性，前提是必须符合着装遮盖规范。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女性将传统面纱穿戴方式转变为现代风格，设计现代、美观、时尚的面纱开始流行起来，面纱在保护穆斯林女性的虔诚与谦逊的同时又让她们有了一些表达自我的空间。与此同时，一种特别的属于穆斯林女性的“适度时尚”（Modest Fashion）开始出现，并成为消费文化的一部分。穆斯林女性对于面纱和头巾时尚日益增长的需求已然造就了一个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

这种时尚需求猛增的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是，中东和南亚以外的穆斯林女性在全球范围内的着装逐渐趋于保守。这种转变发生在过去 30 年中，因为许多国家对宗教的释义更为保守，而这种趋势也自然投射到了女性的着装问题上。这种“适度时尚”也成为传统伊斯兰价值的回归与流行文化碰撞的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