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底以来，近25万阿富汗人被迫逃离家园，其中约 80%是妇女和儿童（联合国难民署，8月16日）。2021年8月中旬，阿富汗局势逐渐清晰，塔利班占领总统府，喀布尔（Kabul）沦陷，绝望的民众想尽一些办法逃离这片土地。8月19日，美军撤离时阿富汗妇女将婴儿扔过铁丝网，恳求英国士兵将其带走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抢占全球各大媒体头条。其实，早在 2018 年底，美国特朗普政府就曾就阿富汗战争诸事宜与塔利班展开和谈，并于 2020年2月达成协议。美方承诺于2021年5月前从阿富汗撤军，塔利班则承诺保证阿富汗不成为威胁美国盟友地位的极端主义温床。2021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失利，拜登上台，美国撤军计划因此推迟数月。 

     随着政权更迭，阿富汗国内局势动荡。塔利班表示希望进行“和平”政权交接，并承诺尊重阿富汗女性权利。在夺取阿富汗政权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苏梅尔·沙欣（Suhail Shaheen）公开表示，在塔利班掌权后，阿富汗女性不会被剥夺工作机会和受教育机会，女性可以继续工作，但要戴面纱。换句话说，塔利班保证阿富汗女性权利将在“伊斯兰教的范围内”得到尊重。

     当地时间8月19日，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塔利班发言人意在通过15日的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传递一个信号，即如今的塔利班已不再是20年前的塔利班。他声称，如今的塔利班不想要战争和冲突，而是想要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的伊斯兰政府。1996年至2001年塔利班掌权期间，禁止女性受教育和工作，规定女性必须在公共场合穿着遮盖全身的黑色罩袍“布卡”（Burqa），并且在男性家属的陪同下才能外出（端传媒，2021）。一旦违背这些规则，塔利班则以伊斯兰教的名义授予宗教警察对女性公开羞辱及处刑的权力。阿富汗女性因此长期生活在无尽的恐惧之中。以轰动全球的911事件为转折点，塔利班政权在美军的强硬打击下迅速垮台。如今塔利班再次掌权，众多阿富汗妇女以及对这一事件给予广泛关注的国际社会都不免担忧塔利班借着对伊斯兰教义的极端解释压迫女性权利的事件再次上演。

     2021年9月2日，据AI Jazeera（2021）新闻报道，数十名阿富汗女性在赫拉特（阿富汗西北部城市）街头进行抗议并要求塔利班兑现承诺，赋予女性合法接受教育和就业的权利。24岁的Marriam Ebram向记者透露，近几周的时间内，她和其他女性都被告知不能再继续工作，抑或是她们刚走进办公室即被“遣返”（AI Jazeera, 2021）。这个年仅24岁的姑娘在推特上勇敢地发声，鼓励阿富汗女性不要恐惧，团结起来，争取本该属于他们的权利（Don't afraid, don't afraid, we are together）。

     本系列将从就业、教育以及身体权利三个方面入手，深入分析在阿富汗这样一个政权更迭、战火纷飞的动荡国度下女性面临的残酷现状。本文将专注于对就业和教育权利的分析反思，下篇将对阿富汗妇女的身体权利展开讨论。

早在塔利班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之前，阿富汗便一直是对妇女最为危险的 国 家 之 一 （ Cahalan, Gitter & Fletcher，2020 ） ，其妇女劳动力参与率（FLFP）为 19%，就业率排名全球倒数第六（ILO，2016）。而塔利班的入驻也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及阿富汗各界对于当地女性人身安全与平等权利，尤其是对工作与受教育权利的担心。

     据澎湃新闻报道，26 岁的阿富汗女性扎赫拉（Zahra）担心塔利班掌握政权后，自己的教育机会和前途会化为乌有。她向法新社表示，随着塔利班的逼近，她已经近乎一月无法去办公室工作，只能居家办公。而她担心的是，自从塔利班占领她的城市以来，她彻底地失去了工作的机会与自由（南博一，2021）。 

     阿富汗女性不仅就业权利被急剧压缩，而且那些曾经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工作的女性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她们因为其曾经的工作性质而陷入绝境，她们这样写道，“我们和我们的员工定期收到有关女性因为她们的工作被针对、威胁、绑架、折磨和暗杀的报告（JAKES，2021）”。虽然塔利班自掌权以来就宣称将建立“包容型政府”，允许女性“在伊斯兰法的框架内”工作和学习，大量普通女性仍持悲观态度，因恐惧而无法或不敢工作（BBC, 2021）。塔利班的武装与暴力犹如高悬在她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女性就业的前景是模糊且高度不确定的。 

     但只有明晰她们曾经历过什么才能更为切身地理解她们的恐惧，以及阿富汗女性对自身权利争取背后的血泪。

1.2 女性就业困境的原因

政权迭代和战争动荡，以及不合理的性别分工及更为顽固的父权制度反复拉扯、削弱了阿富汗女性的权益，使其逐步退入更为弱势与孤立无援的境地。

     对于阿富汗女性，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伊斯兰女性来说，伊斯兰教的规范教义与相关报道中塔利班对待妇女的方式是矛盾对立的。在伊斯兰教的教义中——无论其宗派属性如何，女性都被鼓励追求其精神抱负，积极就业、求学（JAKES，2021）。但上世纪90年代，塔利班执政后，当地女性地位一落千丈（薛晶，2021）。即便在2020年的前阿富汗塔利班根据地——赫尔曼德省，塔利班也曾禁止女性接受教育或从事工作，反对女性进入安全部队或在政府机关工作（邹德路，2020）。

其次，而长达数十年的战争，带来了暴力的肆虐横行以及较低的女性劳动率或参与。 研究表明，安全问题是抑制阿富汗女性劳动力参与的一个关键因素（Desai & Li，2016）。赋予妇女参与劳动力的权力可以使阿富汗的经济得到巨大的改善（Cahalan, Gitter & Fletcher，2020）。 

     接着，不合理的性别分工使大多数阿富汗妇女被迫承担几乎所有的家务工作。 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囚禁”阿富汗妇女的牢笼，甚至在她们迫不得已需要外出挑选衣就医，也要被迫带上枷锁般的“布卡”。这种牢笼式的服饰使得阿富汗女性常常因为失去平衡而摔倒，与现代工作环境更是格格不入。总之，受教育权利缺乏使她们难以获得足够的就业知识培训，不能在劳动力市场获得足够的竞争力，持续的家庭工作又关闭了她们重回就业市场的路径。这样的认识轨迹在一代代底层阿富汗妇女中延续，她们长期付出的家庭劳动不被认可，并在劳动力市场饱受歧视。

此外，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系统以及该系统下男女权利的严重不对等带来了内生于阿富汗女性及其家庭内部的暴力。 中东和北非国家是世界上妇女劳动力参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一现象被归因于伊斯兰教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KorotayevIssaev, & Shishkina, 2015）。例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规定妇女要与男人分开。因此，在这样的地方女性劳动力的参与水平往往低于平均（Korotayev, 2004）。即使在没有严格戒律的家庭，对妇女流动的限制也可能是社会规范的一部分，并且这些限制在战争中都得到了加强。Trani等人的研究认为（2011），阿富汗妇女在文化上受到隔离，在公共场所的行动受到限制，这间接转化为对其就业、受教育或与他人交往的限制。

     即便对极少受过高等教育的阿富汗女性而言，阿富汗政府的裙带关系和腐败仍然限制了女性获得更好的职位和应得的薪水。她们甚至需要与工作场域中长期存在的性骚扰问题作斗争（Payne, Burridge, &Rahmani, 2021）。此外，为女性提供各种就业和教育培训的援助机构和妇女之间的接触也往往受到喀布尔当局的严格审查和监控（Fielden, & Azerbaijani-Moghadam, 2000），普通女性难以真正具备独立进入职场的能力。

     实际上，阿富汗女性的就业困局并非不可挽回。伊斯兰教的宗教性和新兴的女权主义在塑造穆斯林妇女的创业能力和忍受冲突地区艰苦条件的能力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有利于改变阿富汗女性悲观的就业现状（Althalathini, Al-Dajani, & Apostolopoulos, 2021）。对平权行动的呼吁，对工作培训和指导计划的倡导，以及对女性高等教育资格的争取（Payne, Burridge, & Rahmani, 2021），正在成为阿富汗国内女性捍卫自身就业权利的主要武器。

      阿富汗上学和失学儿童数量的统计数据差异很大并且存在争议。各种统计数据在阿富汗很难获得，并且存在准确性问题。阿富汗政府2015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超过800万儿童已经接受教育，其中39%是女孩。2016年12月，教育部长宣布，在校儿童的实际人数为600万。2017年4月，一名教育部官员告诉人权观察，有930万儿童在校，其中 39%是女孩。事实上，所有这些数字都被政府所夸大了，即使有些孩子已经离开学校3年，仍被算作在校儿童。阿富汗教育部也承认“有大量儿童失学，但并不知道具体数量、他们是谁、在哪里，或他们的背景”。

     虽然很难获得阿富汗儿童在校人数的真实统计数据，但所有指标都在表明女童的受教育情况正在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就读一年级的阿富汗女孩人数在2011年达到顶峰，为65%，而到2015年则下降到5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0）。2016年1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估计，阿富汗所有学龄儿童中有40%没有上学。而根据人权观察的数据，在阿富汗，只有37%的女孩识字，而男孩的这一比例为66%；成年女性中仅有19%识字，而成年男性识字率为49%（人权观察，2017）。

     1996-2001年塔利班执政时期曾经通过一项法令，禁止8岁以上女孩接受教育，并通过施加包括石刑、鞭打和截肢在内的惩罚，并将妇女限制在家中， 除非他们由男性家庭成员护送。这使得大量女性无法获得大部分工作。塔利班坚称这只是暂时停学，一旦设施和街道安全得到调整以防止跨性别接触，女性将重返学校和工作。这一规定引发了恶性后果。仅在喀布尔，该裁决就影响了106256名女生和8000名女大学生。此外，7793 名女教师被解雇，并导致63所学校因突然缺乏教育工作者而关闭。 一些妇女在家中为当地儿童开办秘密学校或打着缝纫班的幌子为其他妇女开办学校，例如金针缝纫学校。

     金针缝纫学校是1996年成立的地下女性学习组织，女性每周会来学校三次，表面上是缝纫，但实际上会听到赫拉特大学文学教授的讲座。如果宗教警察靠近，在外面玩耍的孩子们会提醒他们，让他们有时间藏书。

      而当时间调转到最近几周，随着塔利班军队在全国范围内凯旋，人们发觉温和地伪装已经结束，关于学校关闭、行动限制和妇女被迫离职的负面报道不断涌现。塔利班发言人对于承诺尊重妇女权利（包括受教育权）的说法，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空洞。女性的受教育状况与权利的保有岌岌可危，而我们将从多个角度探寻教育困境产生的原因，以及教育对于女性赋权和和平建设的重要性。

2.2 女性教育困境的原因

     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阿富汗女性教育权利的缺失。 常年不休的战乱与政权迭代是女性获得教育权利的最大外部限制，而由于战乱所导致的教育资源匮乏、社会家庭贫穷等因素进一步限制了女性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此外，长久以来根植于阿富汗的男女性别歧视问题，也是造成教育困境的原因之一。正因为这种相对落后的文化观念，当阿富汗家庭在贫穷和动乱时期，更倾向于牺牲女性的利益。总而言之，战争、政策、经济与社会观念的相互纠缠，最终导致阿富汗女性利陷入教育权缺失的恶性循环之中。

战乱：安全问题

     阿富汗内战极大地剥夺了女孩接受教育的机会。 联合国驻阿富汗特派援助团（UNAMA）从2009年开始追踪平民伤亡情况，发现至2016年阿富汗平民伤亡人数为11418人（死亡3498人，受伤7920人），与2015年相比增加3%。自2009年以来，联合国共记录了24841名阿富汗平民死亡，45347名平民受伤。其中仅2016年就有923名儿童死亡和2589名儿童受伤，比2015年增长24%。2016年，UNAMA记录了94起对于以教育为目标的攻击事件，造成91名平民伤亡（24人死亡，67人受伤）。其中包括13起有针对性的杀害事件和12起涉及55名学生和教育相关人员的绑架事件，10起故意破坏教育财产的事件，5起针对教育的简易爆炸装置事件。其中，有一名女子学校的老师被枪杀，还有一名女子学校的校长被绑架。

     在冲突中的每一名儿童受伤或死亡，都会导致更多儿童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国家与城市的不安全性使得家长越来越担心孩子上学的旅程，许多在战争之前人们步行就能到达的学校也变成了禁区。除了战争，女孩的上学之路也比男孩更为危险。她们往往面临更高可能性的犯罪行为，包括虐待、绑架和性骚扰。很多家庭通过一些女性生理标志，来判断是否要女孩是否需要辍学。例如，许多家长将女孩来月经初潮、女性身高作为其判断其是否能继续读书的标志。

政策：学校体系

     阿富汗的中小学教育系统主要由四种类型的学校组成。 ①政府学校由政府管理和配备人员，经常得到捐助者的帮助，其中大部分来自教育部。②以社区为基础的教育（CBE），已成功地惠及许多阿富汗女孩，但其完全处于政府教育系统之外，依靠捐赠资金运行。③主要致力于宗教教育的Madrasas学校，它们不教授核心科目。④私立学校，为能够负担学费的家庭提供更高质量的教学。

     在学校体系中，儿童上学面临的难题主要来源于经济条件、基础设施与教师资源三方面。 在经济方面，虽然公立学校不收学费，但杂费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政府学校的学生家庭需要提供用品，包括钢笔、铅笔、笔记本、校服、书包和一些政府教科书的费用。此外，政府在教育方面也往往存在着贪污腐败的迹象，导致教科书没有按时到达或出现短缺，因此产生的高昂间接成本足以让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失学。

     在基础设施方面，许多学校存在着过度拥挤、建筑物损坏破旧、缺乏家具和用品等问题，导致很多女孩只能在帐篷中学习。 30%的阿富汗公立学校缺乏安全饮用水，60%则没有厕所，导致许多女孩无法在月经期间处理卫生问题，或者选择在经期待在家里，导致出勤率较低，从而影响学业成绩，并进一步其完全辍学的风险。此外，许多阿富汗学校有性别隔离的需求，将学生按照性别分类成不同班级，这往往导致女性上课时间太短而无法完成全部课程。

     在师资方面，不少学校面临轮班时间短、人员配备少、工资低以及不安全等因素。 阿富汗教师的月薪通常低于100 美元。教师（尤其是女教师）短缺且下乡困难。阿富汗34 个省中有7个省的女教师人数占比不到10%，有17个省不到 20%。女教师数量的短缺导致很多女孩无法上学，因为她们的家人往往不接受由男老师负责教书。

经济：贫穷与童工

在阿富汗，贫穷是教育最大的阻碍之一。 基于世界银行的报告，在阿富汗有 62%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选择上学，对而在贫穷家庭中这个数字仅为 48%。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贫富差距所导致的教育差距也在变大。2011 年至于 2012年，来自富裕家庭孩子的上学比例增加了 1.8%；而 2013 年至 2014 年，来自贫穷家庭孩子的上学比例却下降了 6%。

女孩在贫穷家境中的处境往往比男孩更差。当贫穷家庭只能支持家庭中的一个小孩上学时，阿富汗父母往往会选择男孩。此外，经济原因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阿富汗女孩往往在结婚后就会脱离家庭，为她丈夫的家庭作出贡献，而男孩却需要继续供养父母。考虑到教育机会是家庭决策的结果，父母往往认为让男孩去读书是一种“更为明智”的投资。

贫穷迫使许多阿富汗儿童在上学之前或在教育阶段开始工作。 大量儿童和青少年从事着有偿而非正式的工作。例如，相当比例的女孩在其母亲外出工作时必须承担起家庭劳动工作，或者从事地毯编织、裁缝工作及在街上乞讨或出售小件物品。据统计，在5-14岁的阿富汗儿童中，至少有四分之一靠工作谋生或帮助家人。他们工作时间很长，但报酬却很少，并且工作条件恶劣。许多儿童（包括女孩）可能会因危险的工作而导致疾病、伤害甚至死亡。

尽管阿富汗已经出台保护童工的法律，这些法律往往很少得到执行。 例如，阿富汗劳动法规定了18岁的就业最低年龄；15-17岁的儿童只有在工作对他们无害、每周工作时间少于35小时、并以一种职业培训的形式出现时才被允许工作，而14岁及以下的儿童根本不被允许工作。

观念：性别歧视与童婚

性别不平等的观念仍然深深种植在阿富汗人的认知体系中。很多阿富汗人并不认为“女性教育”是严重问题，认为“女孩本身就不该上学”，就应该待在家里做家务，甚至认为受教育的女性的可耻的。甚至连部分毛拉（Mullah，穆斯林宗教和圣法的教师）也持有这样的思想。

在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阿富汗人至今保留的“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思想观念，导致很多女性在接受完整教育前就被迫走入婚姻，开启了抚养孩子、做家务的生活。在阿富汗，包办婚姻与童婚是很常见的形式。阿富汗法律规定，女孩的最低结婚年龄为16岁（或经女孩父亲或法官同意，在15岁可以结婚），而男性的法定结婚年龄确是18岁。这种对于男性与女性的待遇差距已经违背了国际法律的精神，而在实践中，甚至连这条法律都很少被执行。

虽然阿富汗政府并没有明确出台法例规定女性结婚后无法继续上学，但在现实情况下大部分女性都因结婚而中断了学业。 她们往往面临更多来自家庭的阻碍（如家务、怀孕和养育子女），并且她们的丈夫也不允许妻子出门抛头露面。童婚对于女性的危害并不仅限于无法获得教育机会，更包括因早孕对女孩及其婴儿造成严重的健康风险（包括死亡）。此外，在很小年纪结婚的女孩也往往更容易在婚姻生活中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即便困难重重，阿富汗女性的反击与对自身权利的争取也从来没有停止。对于女性的赋权不仅对于女性个体有深远意义，对整体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无法忽视的重要价值。然而，近四十多年来，阿富汗一直是一个处于冲突中的国家。阿富汗的女性难以获得有效的就业和经济赋权保障。 由于长期以来受到父权制各种形式的控制和服从，阿富汗妇女通过教育、就业和政治参与来行使其权利的程度，往往取决于其男性监护人的意愿。现实的复杂环境使得真正的教育与就业平等与普及仍然遥不可及。尽管如此，女性赋权之于阿富汗女性解放运动，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突破点，也牵动着这个社会目前所面临的女性人权困境和阿富汗和平建设进程的发展趋势。

3.1受教育权: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人权

女性的受教育权是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人权，并且牵动着更多的人权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就曾呼吁保障阿富汗人民的受教育权，他提到：“所有人必须不受阻碍地享有基本受教育权，特别是女童和妇女。教育，是阿富汗人民行使其他权利，以及支持阿富汗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人权。”在政权动荡的关键时刻，其重要性尤为凸显。教科文组织呼吁各方保障不受任何歧视的受教育权。学生、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必须拥有安全的教育环境，女童和妇女必须不受任何限制地继续学习和教学。阿祖莱总干事补充道，“阿富汗不能失去在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必须继续为女童和妇女提供教育，阿富汗的未来取决于她们”（UNESCO, 2021）。

     同时，教育也是阿富汗批准的各项国际条约所载的一项基本权利，包括《儿童权利公约》（CRC），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并且批准了《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妇女暴力的公约》（CEDAW），其中包括一项确保妇女与男性的平等权利的义务责任，包括在教育领域的平等。

3.2 教育与经济赋权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如果说保障妇女权益是人权保护的基础，则赋予妇女教育与自由就业的权利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最重要驱动因素之一。 已有的研究发现，对妇女赋权与整个社会的发展之间存在联系，也对阿富汗实现其预期的发展目标并且维持和平建设有关键性的作用（Ripenburg, 2002）。首先，经济赋权是妇女赋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妇女获得经济赋权时，就会促进性别平等，刺激经济发展，并推动整体国家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推动劳动市场向女性开放，让女性获得就业机会便是经济赋权最为重要的一步。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完全潜力”的情况下（即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扮演与男性相同的角色），到2025年，全球年度GDP可能增加多达28万亿美元，即上升26%。因此，将女性长期排除在劳动力市场外的做法，不仅是对女性个体权利的剥削，更对国家经济整体发展有害无利。

受教育权的保障及促进对女性进行经济和就业方面的赋能，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2013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最多受过小学教育的女性不太可能获得正规就业，但中学和大学教育使正规工作的可能性分别增加了10.3% 和25.6% （Sandrine &Verick，2013）。2019 年的另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些发现，表明中学出勤率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这两项研究都表明，当女性在青春期后接受教育时，她们在劳动力中的参与度会增加（Osundina, 2019）。

     除此之外，正如阿富汗教育部长兰吉娜·哈米迪提出的，教育是我们可以使用的最佳工具，它不仅可以赋予妇女权力，还可以让她们在余生和子女的生活中使用这种工具（Barton, 2021）。 当然，教育赋权不仅仅包括给予女孩上学的权利。对此，世界银行曾经详细解释过教育赋权的含义——教育赋权包括“确保女童在学校学习并感到安全；让她们有机会完成各级教育，获得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的知识和技能；帮助她们学习驾驭和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所需的社会情感和生活技能；对自己的生活作出决定，并为他们的社区和世界作出贡献”（World Bank, 2021）。

   对妇女和女童进行教育会产生有益于整个社会的重要社会经济收益。 2005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指出，“这些好处包括提高经济生产力、增加家庭收入、延迟结婚、降低生育率以及改善婴儿和儿童的健康和存活率”。类似地，世界银行也表示女童教育被视为其最具战略意义的发展重点之一，因为受过教育的妇女可以帮助家庭、社区和国家摆脱贫困。Ajasa 和 Salako（2015）的一项研究也发现，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和国家转型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

此外，赋予妇女教育权能也有助于改善其他国家发展指标。 这些发展指标包括更低的生育率、更好的婴儿健康和营养以及更少的童婚，等等。例如，一项对175个国家超过40年的孕产妇教育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名妇女在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死亡率就会下降约10%（Gakidou et.al. 2010）。增加教育也可能有助于消除童年、早婚和强迫婚姻。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数据，2020年全世界每天发生 33000 次童婚（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2020）。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往往晚婚，初生年龄更高，并拥有更少、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孩子（Sheikh & Loney, 2020）。 

因此，对于女性的经济和教育赋权不仅是女性个体基本人权的保障，更包含深远的国家与社会意义。经济与教育的赋权往往是相互联系、共同促进的，当妇女被赋予相关权力时，社会也会变得更富有、更安全、更健康、更包容。虽然自2001年以来，阿富汗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赋予妇女权力与真正的女性解放运动方面，阿富汗仍道阻且长。

本文在塔利班武装第二次夺取阿富汗政权的背景下，回顾了该国女性不受保障的受教育权和就业权，并思考了女性就业和女性教育在女性解放运动中的重要意义。 我们发现，历史背景、政治纷争和社会观念及制度的中的性别歧视，往往是导致女性权益受损的重要原因。考虑到妇女权益保护概念的广泛性，就业权、受教育权、医疗保健权、参政权以及言论、结社和集会权的保护往往相互交织。进一步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阿富汗女性的权利地位，并为解决动荡国度的女性保护问题提供思路。 

     Amowitz 等（2003）认为，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限制妇女权利的政策不是传统观念、社会和经济剥夺的产物；相反，这是人为制定的政策，容易被制定也容易被撤销。

但是，连年的战火和政权迭代，破坏了阿富汗女性保护法律政策和社会机构的正常运作，使得妇女权益受侵犯成为过去二十年的常态。 对此，Shah（2005）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在阿富汗，无论是国王、世俗统治者、圣战者、国际支持的卡尔扎伊政府，还是塔利班执掌国家政权，妇女的人权都受到了侵犯。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阿富汗女性的困境是全球难民的缩影。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妇女至少占任何难民人口的一半。她们与男性难民一样需要在逃亡时对获得对人权的尊重，且极易遭受性和其他形式的暴力攻击，并常常需要承担照顾小孩和老人等更易受攻击的家庭成员的责任（UNHCR, 2021）。 因此，动荡国度的女性保护问题往往是相当复杂的，历史习俗、国际纠纷、社会制度与话语体系的勾连纠缠，往往会剥离她们仅存的那些的脆弱权利。对阿富汗女性而言，内战使得她们流离失所，从原本就饱受歧视的弱势地位走向另一个深渊。25 年前，塔利班执政带来的战争创伤和官员对妇女人权的侵犯，曾经对阿富汗妇女的健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asekh et al. 1998）。当下，塔利班政府是否会履行诺言，给阿富汗妇女一个真正的“包容型”政府，我们不得而知。 

     当然，难民女性也并非只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被迫停止自己的抗争。一方面，阿富汗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观念已经有所改善。例如，近年来部分地区的阿富汗居民（包括男性和女性）不仅希望看到女孩上学（平等的教育权）、在市场上交易或在医院治疗病人（自由的就业权和社交权），而且将之理解为社区和平的根本（Firchow & Urwin, 2020）。另一方面，难民也正在世界舞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2021年8月，东京残奥上六名残奥会难民队运动员代表全世界 8200万流离失所者，向全世界宣告了生活在动荡国度的人们顽强的意志和强大的能动性。正如女旗手阿莉亚·伊萨（Alia Issa）所言，难民女性应该振作起来，应该走出家门，参与运动，骄傲地展现她们的力量。诚然，难民代表队的勇气和成绩令人动容，但他们的第二次出现也不得不令人感到惋惜。女性保护是全世界的共同议题，我们期待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动荡国度的女性权利保护问题能及早得到良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