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3日，欧盟委员会副主席Josep Borrell在“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前夕发表关于欧洲家暴问题的声明。他表示，自欧盟各国启动封锁措施以来，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明显增加：在欧盟成员国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妇女受到过暴力对待，家暴问题几乎存在于每个国家、种族和社区之中；疫情带来的地区封锁、居家隔离等措施加重了家庭暴力发生的可能性和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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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国实际情况来看，疫情下的家暴案例呈增长之势。 今年以来，全球抗疫形势依旧严峻。新冠疫情爆发伊始，巴西境内针对女性的家暴案件就增激增50%，法国、新西兰等国增长了近30%，英国增长约25%，西班牙增长了约20%。欧洲性别平等研究所(EIGE)调查发现，新冠肺炎流行期间的日均家暴电话求助案例也显著高于往年的同期水平。意大利卫生部援引国家统计局ISTAT的数据称，封锁期间对家庭暴力热线的电话激增，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加了75％。仅3月至6月之间，该国向家庭暴力热线的电话和短信同期的家暴求助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119.6％。

在首次全国封锁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家庭虐待案件占所有犯罪案件的五分之一。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ONS）的数据，在4月到6月之间，与家庭虐待相关犯罪案件占所有案件的四分之一。在4月到6月之间，英国求助热线Refuge共接听了40,397个电话，比前三个月增加了65%。

性别上，女性是家暴问题的主要受害者。据欧洲性别平等研究所披露，女性占上述求助人数的91%，男性占9%[1]。与此同时，家暴的形式也与疫情前略有不同。欧盟执法培训机构(CEPOL)7月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共有23个欧洲国家的家暴犯罪模式与新冠病毒肺炎的流行有关联，占受调查国家总数的72%。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基于社交媒体和网络的性暴力有增长趋势，由于封锁政策，受访者还提到了诸如网络诈骗、网络性暴力、心理暴力和经济虐待等传统家暴的衍生问题。在法国，性骚扰、强奸和强奸未遂是家庭暴力中性暴力最常见的形式，在居家隔离过程中，孩子们亲眼目睹了针对他们母亲的暴力(殴打、打碎物品、叫喊、威胁和侮辱)，这无疑将引发新的连锁问题[2]。

[1] LEV UDEN VOLD, DK NATIONAL HOTLINE, Lev Uden Vold, 2020/11/18

[2] Impact of COVID-19 on domestic violence law enforcement operations and training needs, CEPOL, 2020/7/27

家庭暴力发生率通常在灾难事件发生后的数月居高不下。一项针对美国、加拿大两地自然灾害后果的研究证实，灾难发生后的整整一年中，家庭暴力发生率显著较高。COVID-19大流行期间，甚至是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家暴受害率持续走高的可能性较大[3]。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密西西比州遇灾妇女遭受家暴的概率增长了近四倍(Anastario, Shehab, & Lawry, 2009)。2004年印度洋地震和海啸(Fisher, 2010)、澳大利亚黑色星期六森林大火(Parkinson, 2019)等危机事件发生后，在短期内，当地均出现了家庭暴力事件不同程度的迅速增长。证据显示，家暴案件的增长不只是发生在灾害的最初阶段，在灾后恢复期间，家庭案件同样会长期居高不下。

以上文献指出，家庭暴力案件的上升可能是源于现有的社会问题，也会是因为灾难事件后的心理压力、经济低迷、流离失所等问题。新冠疫情给全世界的社会生态都造成了重大影响，其引发的失业失学、疾病饥饿、经济困难、社会孤立问题都可能会加剧家暴现象。2020年世界卫生峰会估计，全球将有约5亿个工作岗消失，大约2400万儿童辍学，全球经济每月损失可达3750亿美元。

[3] An increasing risk of family violenc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collaborations to save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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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对“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行为有过清晰定义：亲密伴侣暴力是指由现任或前任亲密伴侣实施的，致使受害者身体、性或心理受到伤害的行为，包括身体侵犯、强迫性行为、心理虐待和控制行为。联合国人口基金(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UNPF)在2020年作出预测，COVID-19流行期间，联合国193个会员国范围内的“亲密伴侣暴力”可能会增加20倍。原因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在疫情爆发前的一系列研究显示，家庭暴力往往与女性的个人经历和家庭关系有直接关联。

女性的个人经历与亲密关系暴力联系密切。 例如，童年受过虐待的，有吸烟史、酗酒史或药物滥用史的女性更容易遭受亲密伴侣暴力。不良习性如酗酒，会导致的肌肉无力、精神涣散，进而使女性躲避暴力的能力减弱。酗酒也可能导致女性对伴侣的忽视，促使伴侣之间的关系紧张。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亲密关系暴力也存在关联，更高的学历意味着更少的受害风险。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教育可以为妇女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提高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自信，从而降低其身体遭受暴力的可能性；与未受过教育的伴侣相比，受过教育的伴侣也可能受到更多的重视和尊重，从而进一步避免暴力问题。暴力也具有代际传递效应，童年时期遭受过暴力的女性在成年后更有可能遭受暴力。父母之间发生过暴力事件的也会对子女的婚姻生活有影响。

另一方面，社会的干预方式对于受害者群体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受虐待妇女往往被禁锢于家中，处于相对与世隔绝的社交状态。现有的社会干预方式往往引导受害者立刻离开施虐者，人为制造安全距离。但这可能导致受害者疏远其仅有的社交对象，即亲人与朋友。受虐待妇女往往有心理负担，难以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感情。现有社会干预机制难以根据不同受害者的需求情况提供多样性援助，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

除此以外，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感情因素等方面也是导致家庭暴力的可能原因。

从现有的实践来看，目前的反家暴机制可分为三个层面，即科普教育、预警机制和援助机制。这三个层面的预防和保护机制，在事前、事中和事后对暴力行为进行预防、干涉和纠正，从而起到共同保护、威慑家暴的作用。

打架斗殴、吸食毒品、欠钱赌博等行为往往在此时便埋下家庭暴力的种子。因此，通过开展学校教育普及家暴知识，不仅能够有效减少青少年时期暴力行为，还能降低其成年后的持续犯罪的概率。 科普教育作为一级预防措施，具有事前效应，即在家暴问题之前就通过提高青少年的家暴防范意识、宣传受害后可获得的援助，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早在1998年，英国政府开设了反对暴力侵害妇女的相关教育项目，逐步将学校教育作为家庭暴力的初级预防措施。英国的许多中小学已经引进了家庭暴力相关的科普课程，旨在提高学生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建立对亲密关系的正确认知，促进学生树立对暴力的正确态度，培养健康的感情观念。在形式上，英国教育部门还通过开展青少年咨询服务、编排相关主题的戏剧表演等多种方式预防家庭暴力。实践表明， 这类活动不仅向学生灌输了解决暴力冲突的正确方法，也减少了性别歧视的态度和行为。此举有利于加强青少年对“亲密关系”、“暴力”等话题的深入理解。

但科普教育的效果和意义也颇受争议。有人认为，相关项目效果只是短暂的：一方面，几节课程很难直接改变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干预措施大多未能长期持续下去；另一方面，大部分学校教师没有接受相关的系统培训，授课时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影响授课的质量和效果。 科普教育往往见效缓慢，短期内难以取得显著成效。但在预防家暴的众多措施之中，对青少年的教育无疑是极其重要的。通过宣传建立健康关系的方式方法和解决暴力冲突的正确方案，青少年能更好掌握表达情感、意见的健康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前辈的陈腐观念和错误态度，进而对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警察对家庭暴力的及时处理，不仅能直接减少甚至消除暴力行为的发生，也使更多人受到间接教育，起到积极预防的作用。有鉴于此，各国政府都建立了相应的家暴预警机制和惩戒机制。

在英国默西塞德郡（Merseyside），当地警方建立了家暴受害者的紧急报警机制。受害者可通过挂件系统，实现快速报警。当地警方还为此类“家庭”事件建立了独立的报警电话数据库。当警方接到报警电话时，可以查询家庭地址的报警记录。施暴者的档案会被记录在当地社服机构的档案中，雇主可据此筛选应聘员工，进而对施暴者起到威慑作用。美国各州法律均授权警察无令状逮捕家暴嫌疑者。 警察有义务告知受害者享有的自身保障措施，有义务护送受害者到医疗机构，有义务对受害者说明申请民事保护令的程序。

民事保护令制度源于美国，用于禁止施暴者在一定时间、地点接触受害者，或禁止施暴者监护子女、禁止施暴者在一定时间内携带枪支等。美国保护令的有效期一般为1至2年，获取方式较为容易。受害者可通过电话或直法院自诉的方式直接申请。在庇护所方面，美国民间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帮助的活动开展也比较早。

1974年，美国就成立了首个专为家暴受害妇女成立的庇护站。 截至目前，美国现已有10多家专门反家暴的全国性非官方机构，开展了诸多反家暴方面对项目。法国也有类似的“保护裁定”政策，期限为4个月，受害者在期限内决定离婚的，期限可获延长。

从国家层面来看，部分欧洲国家纷纷出台应急性救助政策。

法国是欧洲家庭暴力问题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WHO欧洲区域负责人Hans Kluge认为，法国是近期受家暴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暴力案件的急剧增长与失业、酗酒、吸毒以及与日俱增的恐惧有关。自3月17日的隔离政策颁布的一个月内，全法有关家庭暴力的报道增加了30%。仅巴黎一座城市，针对的女性暴力事件就上升了36%。法国女性利益关注组织feminicide的社交媒体账号揭示，截止2020年10月，全法已有70起女性家暴的死亡案件。

• 法国依托政府和民间力量，为受害者提供庇护所和隐蔽求助途径。

此外，自封锁开始以来，药房就被指定为妇女可以放心说话的安全场所。通过使用代号“Mask 19”，妇女便可以暗示性地向药剂师求援，并从当局处取得救助。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挪威及阿根廷也都采取类似方式，以更好地服务受害群体。

• 德国政府继续为妇女提供支助服务和庇护所，并与妇女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

德国政府单独出资1.2亿欧元（约合9.6亿人民币），用以创建并支持COVID-19危机下的“反对女性暴力”（Against Violence towards Women）项目。通过增设妇女庇护所等措施为弱势女性提供救助。由德政府部门资助的“女性家暴”项目（Violence Against Women）将持续提供365天全天候的支持。受害者可以通过匿名的方式，通过电话、讯息或电子邮件等途径，与八十多名受过专业培训的帮扶人员取得联系，以获得免费的专业指导。面对德国目前多文化、多种族、多语言的社会情况，项目还提供了17种语言的多语种帮扶。

德国政府还为德国女性的住房和日常生活提供社会基础保障：政府日前通过法案，使得女性易获得社会保障的各项服务。在德国的一些城市，政府和民间组织为受家暴的女性租用了旅馆和度假屋，方便受害者就近求助并寻得紧急庇护。

此外，德国政府还持续开展线上反家暴的宣传，创建专门的反家暴网站Stärker als Gewalt (stronger than violence) ，为家暴的潜在受害者提供实用有效的解决方案。

• 英国调整防疫手段，为家暴受害者提供便利化受助途径。

  
  

针对疫情期间全国家庭暴力事件激增的问题，英国政府在第一次封锁期间提供了7600万英镑用于帮扶弱势群体，包括家暴受害者。其中100万英镑于去年9月划拨给25家家暴慈善机构，以为受害者提供额外的床位。英国政府和慈善机构合作加拨200万英镑用于开通救助“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救护专线，并为处于家暴危险中的人发起“你不孤独”运动，为受害者提供求助服务。英国政府表示，如果受害者需要外出躲避家庭暴力，则不适用居家隔离政策，并提供了在线支持、热线服务和避难所等大量服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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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P的数据库显示，自疫情以来，全球共颁布了704条针对家暴的政策，占所有性别相关政策的28%。基于前文提到的三重反家暴机制，这些政策又可被分为预防性政策、求助性政策和保障性政策。

预防性政策主要通过社交媒体、社区加大反家暴的宣传力度。

全球共88个国家发布了126条预防性政策，占所有家暴政策的18%。希腊利用政府官方社交媒体宣传，提高民众对于疫情期间家暴的认识。葡萄牙政府与地方机构、加油站、药房等合作，提供家暴支援信息。波兰民间机构和组织也在社交媒体上开展“安全计划”行动，宣传遭遇危险时的应急对策，从而提前为家庭暴力做出准备。德国创建反家暴网站Stärker als Gewalt (stronger than violence)开展线上反家暴宣传。肯尼亚、爱尔兰、秘鲁和哥伦比亚等国也通过媒体宣传求助途径。

求助性政策指遭遇家暴后向外界求助的方式。包括拨打求助热线、网上咨询、线下医疗服务等。

许多国家对家暴支援部门展开财政补助，以保证正常运作。西班牙在AlertCops（手机App） 中增加了新功能，定位受家暴女性，同时记录按下求助键后10秒内的场景留作证据。法国和希腊等国在官方求助热线中增加了心理和医疗咨询服务，帮助女性远程求助。马来西亚女性援助组织将热线服务时间延长到每天24小时，并将线上资源拓展到广播、电视和互联网。

保障性政策是指在女性求助后受到的保护。如庇护所服务、上诉案件回访等。

疫情下法国法院优先处理家庭暴力案件，以听证会或发布保护令的方式，有效保护女性和处置施暴人。比利时政府要求警方电话回访家暴报警女性，保障她们在隔离期间的安全。希腊和葡萄牙等国确保了庇护所在疫情期间的正常运营，提供临时住所。英国和西班牙允许需要离开家寻求庇护的女性不遵守疫情防控的隔离措施，以保障其人身安全。德国的一些城市为女性受害者租用了旅馆和度假屋，方便受害者就近求助并寻得紧急庇护。塞尔维亚为全国11个安全屋提供了卫生用品和家庭必需品。

疫情带来的如失业、人际孤立、心理压力等诸多不利因素是产生和加剧家暴的主要原因。家庭暴力通常在危机事件下愈演愈烈，故疫情下的反家暴努力就显得尤为可贵。以往的研究表明，家暴的形成与女性个人经历、社会的干预方式和其他众多方面有关联。

在疫情之下，受害者的联系减弱、其家庭的旧有暴力行为和经济负担成为引发家暴的重要诱因。目前的反家暴机制可分为三个层面，即科普教育、预警机制和援助机制，分别从事前、事中和事后对暴力行为进行预防、干涉和纠正，三者相辅相成，共同助力实现缓和与消除家暴问题。从国家层面来看，部分欧洲国家纷纷出台应急性救助政策，以应对家暴数量的急性增长。而从全球范围看，各国政府为反家暴事业作出了较多努力，政策上大体可分为预防性、求助性和保障性三大类，与反家暴机制的三个层面形成呼应。

但上述政策也并非十全十美，在性别倾向上以女性为主体，这可能会在部分程度上忽视了男性受害者的求助手段。2017年，WHO的报告指出，男性也会遭受来自其伴侣的暴力。统计结果表明，男性遭遇经济暴力（32.8％）是常见的，其次是情感暴力（22.2％），身体暴力（25.2％）和性暴力（17.7％）。在家庭暴力干预方面，为男性提供的援助是较少的。但社会及其权力关系、规范和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应承认家庭暴力属于公共卫生问题，男女在该问题上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和适当的干预措施。

另一方面，亲密关系往往可能掩盖家暴发生的事实。此前法国的一项研究揭露，约90%的受访女性会向第三人透露其遭受的暴力行为，进而有可能报警；但如果施暴者与受访者存在亲密关系，则仅有55%的受访者会选择向第三人透露或报警。如果把样本缩小至外国移民的女性，则报警的概率还会更小。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担忧伴侣得知报警或求助情况，从而导致关系恶化；海外移民女性还会担忧警方会对同一族裔的男性施暴者加以偏袒。 此外，部分移民女性可能会认为自己不被司法系统重视，并正在遭受系统性压迫。一些北非的样本可能说明，如果移民女性的母国本就存在较为严重的性别不公时，该受访者面对暴力时忍气吞声的可能性会更大。‍‍‍‍‍

新型冠状病毒在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带来巨大冲击。 疫情之下的家庭暴力对于个人、群体乃至社会，都将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解决家暴问题，也是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一环。如何增进对家庭暴力的认知了解，进而抑制并解决家庭暴力问题，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仍是值得全人类关注的话题。

提取码：AV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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