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研究并不代表有色人种妇女的声音，例如许多文献忽略了样本中种族和族裔这一变量的存在，使用了不充分的样本量和不适当的措施，并忽略了群体内的异质性。因此，关注少数族裔受暴女性的情况时，我们需要更为细微的洞察，去关注不同群体之间的经验差异与特殊情况。

既往研究表明，种族和族裔各有差异，例如美洲原住民妇女最有可能报告强奸和身体攻击受害。 移民妇女国籍和公民身份的结构交叉动态是与家庭暴力有关的身份政治和边缘化的一个方面。更细化来讲，家庭结构，文化适应，移民身份，社区反应和压迫历史影响少数族裔社区妇女的经历。

移民身份往往影响并塑造了女性如何理解家暴，她们获得资源的机会以及对家庭暴力的反应；除了语言障碍、抚养孩子方面的顾虑和所有受暴人群共有的寻求社会救助前的顾虑，其间也存在着不同种族特有的考量因素。而目前做家暴情况对比分析的研究较少且主流为少数族裔和白人的情况对比，关于少数族裔间家暴情况的对比分析尚存在空白。

因此，本部分聚焦美国少数族裔的家暴研究，希望聚焦于拉丁裔与华裔群体受家暴后寻求社会救助情况的对比分析，进一步了解移民身份下华裔女性作为少数族裔在美国遭受家暴的所面临的特殊困境。

本部分参考对14位拉丁裔与14位亚裔女性的案例分析(Heidi et al., 2010)，拉丁裔亲密关系暴力分析(John et al., 2016)，亚洲与拉丁裔移民受家庭暴力社会求助分析(Baueret al., 2000)，并聚焦拉丁裔与华裔女性经历家暴后，对寻求社会救助方面的顾虑的不同点，希望能帮助理解华裔与拉丁裔移民在遭受家庭暴力后，社会政治与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他们寻求社会救助。

华裔和拉丁裔移民之间有许多相似性，这些原因导致她们在受到家庭暴力后会基于相似的社会政治与社会文化影响因素而做出不寻求社会救助的决策。她们除了共享移民身份、都属于少数族裔以外，他们的原籍国都经历过长时期的被殖民与反殖民运动，有相似文化风俗（如剪纸），还有许多文化特征方面的相似性。

在社会政治方面，华裔和拉丁裔受暴者都因为语言障碍、害怕被遣送回国、缺乏社会救助服务相关信息等因素不愿向外界求助；在社会文化方面，她们都认为家庭团结大于个人、对孩子的抚养负有责任 等，这些传统文化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他们的求助。

以墨西哥移民为背景的社区调查显示，11%至13% 的墨西哥裔美国妇女受到伴侣虐待的影响。而对以英语为母语的拉丁裔人的调查显示，文化适应高的拉丁裔女性受家暴的比率与上述移民类似（10%至17%），此外一些研究发现，与移民相比，美国出生的拉丁裔人伴侣虐待的发生率更高，这表明文化可能会影响伴侣虐待的发生(Sorenson & Telles, 1991)。

但是目前为止，对足够数量的华裔美国人进行抽样的社区或诊所的调查研究不足，不足以估计这些种族群体中伴侣虐待的发生率。这不仅反映了当前美国研究界对华裔内部家暴问题的关注度不足，也反应了对少数族裔家暴问题关注和研究不够。

第一，原籍国执法力度缺乏。相比于中国有反家庭暴力法、刑法、婚姻法等法律保护，一些拉丁裔受访者来自警察和其他机构不处理家庭纠纷的国家。

这些女性被教导说， 亲密伴侣虐待是一个私人问题，受害者没有追索权。当她们移民后，许多人预计这些问题将在美国也将得到类似处理。这种期望使她们不太可能对医疗服务提供者吐露心声并寻求帮助，正如一个拉丁裔受访者解释道：“我确实隐藏了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家里遇到的问题[亲密伴侣虐待]。因为我的国家、我的文化、忽略亲密关系问题，且我也知道我没有权利抗议遭受了虐待。”

第二，种族歧视与偏见。拉丁裔受访者认为其在医疗服务提供过程中受到种族歧视与偏见，而这种感知在华裔中并不明显。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女性在医疗服务场景中感到脱节、无能为力和被不公正对待。在这种情况下，她们不愿意公开讨论他们受虐待情况。一个拉丁裔受访者说：“医生不会问你是否在家庭事务处理上遇到问题，但是我认为他们至少应该试着变得人性化，因为他们在服务过程中包含了很多歧视，我注意到他们在接待美国白人时服务态度变得不同，他们变得非常和蔼，而不是“不，继续，坐下来”，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虽然很少有研究调查医生对种族歧视的看法，但这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

在与医疗提供者互动时，非语言交流（例如，语气声音、缺乏眼神交流）会使患者捕捉到医疗提供者的言外之意，患者可能将其解释为不适或信赖缺乏等。不管医疗提供者的意图如何，这些经历可能会对受虐待妇女寻求社会救助的意愿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在社会政治影响方面，华裔和拉丁裔少数族裔作为美国移民， 都面临着与社会救助服务相关的社会政治阻碍。不管是华裔还是拉丁裔，都描述了他们的社会孤立状态，语言障碍，被遣送回国的害怕以及她们无法获得社会救助服务相关信息的迷茫。

但是独有于一些拉丁裔受访者的原因是，认为他们受到了社会救助机构服务提供者基于他们的种族的歧视。加上一些拉丁裔移民原籍国缺乏对家庭暴力的执法，使经受家庭暴力后的社会救助更为困难。

第一，婚姻纽带的神圣性。相比于华裔，拉丁裔受访者认为婚姻纽带的神圣性和他们对丈夫的爱和忠诚使他们更愿意容忍虐待。有些拉丁裔认为他们没有权利抱怨，抗议，或者因为婚姻的自我牺牲性质而不愿寻求帮助。一个拉丁裔受访者注意到，“我们如此热爱爱情，为了爱情，我们有能力为我们的丈夫掩盖事实。为了和丈夫能够继续在一起，我们不举报他。” 另一个拉丁裔说解释说：“我也不知道。在我的国家，只有性暴力，但夫妻之间的暴力并不存在，因为我们被教导说，这是我们必须为丈夫背负的十字架。”

第二，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也是影响拉丁裔是否寻求家暴帮助决策过程中的一个相较于华裔更为独特的影响因素。一位与伴侣在一起19年、结婚11年、生下4个孩子的47岁墨西哥母亲说道：“是的，我会祈求上帝为我的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一个女人从一个伴侣走到另一个伴侣是不对的。那不是与神同往。”

第三，羞耻感。对比拉丁裔受暴移民，许多华裔女性更为担心的是，通过披露他们的虐待情况给医疗服务提供者，她们会给她们自己、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的社区带来耻辱。此外，她们虽然认为丈夫家暴是一种令人羞耻的行为，但她们同时也认为这反映了她们作为妻子的失职。

且华裔受访者认为，外部干预可能会导致最终他们的婚姻终结，离婚和单亲的耻辱会使生活更加困难。一位华裔受访者说：“我不想告诉任何人发生了什么，向别人吐露家中发生的事令我感到羞愧。”另一个人解释说，“很多亚洲人有这种想法：即使忍受暴力，他们也想要让家庭是一体而不是分裂的，他们认为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离婚的人。我离婚后，也有一个朋友跟我说类似的事。她告诉我她不喜欢女儿和单亲父母的孩子在一起玩。”

在社会文化影响方面，由于华裔和拉丁裔对家庭都给予了格外的重视，对单亲照顾孩子的顾虑以及周围环境对寻求社会救助的看法也会阻碍其寻求帮助。拉丁裔女性对婚姻的奉献与牺牲等家庭价值观会阻碍他们向外界求助；而华裔女性对离婚的羞耻和耻辱感也增加了他们对寻求社会救助的顾虑。

综上，受家暴的移民女性不仅因为性别，种族以及被家暴的方式等方面被边缘化，也面临着独特的、在社会文化与政治方面的困境。

前述内容与现阶段研究表明，由于缺少社会认同(lack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和客观存在的语言障碍(language barrier)等原因，少数族裔从社会正当途径获取救助资源，如心理或法律上的资讯和避难所，相比于白人女性更加困难(Netto et al., 2001)。

与此同时，经历过家暴的女性也更有可能诱发其他心理健康疾病，例如情绪低落、抑郁症、焦虑症和自杀想法。据美国华文媒体《世界日报》报道，2019年11月6日，美国加州圣伯纳汀诺儿童抚养法庭(Juvenile Dependency Court)开庭审理一案，案件中的华人女性从2013年和丈夫结婚后来到美国，在婚后不久就频繁遭遇家暴，2014年开始她因产后抑郁等因素出现精神恍惚等精神类症状，开始服用药物。最后，法院判决该女性到某精神康复医院接受治疗，而其两个孩子被送到政府福利机构。

因此，解决少数族裔家暴受害者面临的种种困境，需要更加多元的社会救助组织以及更加公平包容的司法体系。

多元的社会救助组织意味着两方面：

▶ 一方面，社区需要提供小语种救助服务的组织；

▶ 另一方面，受害者需要有安全的途径获取有效的救助服务。

在语言多样化的救助场景中，服务提供者与服务使用者之间可以最有效、完善的传达信息，这对于生活在外语环境的受害者维护个体权益有着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在英语作为外语的情况下，小语种使用者往往迫于表达压力，使用较为简单的语言尽快结束或避免交谈，这让需要大量细节填充的救济措施和心理咨询服务往往受到现实上的阻碍。

另外，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如在成长经历和生活习惯上有着较大差异，则有可能导致对与文化相关诱因上缺乏敏感性，无法有效识别问题并提供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换言之，面向主流大众的单一救助途径无法通过有效的沟通真正理解少数族裔女性受害者面临的迫切困境，反而会加剧少数族裔与其之间的距离，放大受害者对社会组织的不信任感，降低其寻求正当救助的可能性。而少数族裔家暴受害者因文化背景不同而面临特殊的维权问题，也是为什么应当区分少数族裔受害者和白人受害者群体的本质原因。

因此，社区需要这种以族裔、语言为单位 的反家暴社会组织提供针对性救助方案，将散落在阴影里的受害者聚集起来，帮助她们建立对社会组织的信任与归属感，并将传统救助形式升级成为一个积极的互动过程；受害者们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在这个新环境里最大程度上为自己的权益发声。

目前，加州、纽约等族裔多元州省已经初步形成了了小语种社会救助组织网络化，在网站、服务热线、心理咨询以及避难所等建设上，匹配了小语种服务对接。

但是，对于生活在其他族裔相对单一的州的少数族裔受害者而言，针对性的救助机构仍然数量有限。经济能力受限的受害者缺少远行的交通工具，这种数量上的有限几乎意味着救济上的不可能。并且，这些州现存的针对性救助组织往往缺乏公共组织的性质，背后的驱动力往往仅依赖于创始人个人的正义感；在组织架构上缺乏有效的运行机制，主要体现为救济条件随创始人个人能力的变化而变化，而在疫情反复的时代，这种变化使得救助机构和避难所的数量变得更加稀缺。

真正的社会救助组织应当能够让受害者通过安全的途径获取有效的救助服务。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受害者之所以不愿意主动寻求救助，是因为很有可能在接受救助的过程中暴露个人信息，从而为自己造成巨大的人身伤害风险，增加其自救成本。

例如，有些施暴者会严格监控受害者使用的电子设备，如果发现有浏览过救济机构的历史记录，会指控受害者想要逃跑甚至报警，以此为理由对受害者实施更大的伤害。因此，在建立救助网站时，应当在每个页面上设置紧急出口，方便受害人在使用网站时可以随时跳转到安全、中立的页面，并同时清空浏览器历史记录。

降低救济成本的核心在于降低受害人本身在寻求帮助时需要付出的成本。这意味着，救助系统应从受害人的立场出发，识别各救助阶段的成本构成并针对性地、完整性地提供社会解决方案。这其中除了需要注意到受害者文化差异造成的问题差异化，还要求服务的提供者对资源利用率有着敏感审慎的观察。如果一个救助系统的存在并不能有有效地帮助受害者，那么其设计者应当反思其架构是否真的做到了回应受害者需求，是否提供了一种安全的获取渠道。

一般而言，救助手段的正当性（或即有效性）和受害者本人的经济条件与对家暴的认知程度成正比。

在家暴的语境下，最常见的救助手段有报警、联系社会救助组织和寻求法律帮助三种。由于并不是所有警察都对家暴的违法性具有清晰的认识，在其直接介入正在发生的暴力时，往往只能提供暂时性矫正措施。而在更糟糕的情况下，警方的介入会激怒施暴者，促使其在警方离开后对受害者实施更加残忍的伤害。又因执法者不是专业的家暴调解员 ，无法根除施暴者给受害者带来的日常威胁，亦无法填补受害者自身权益受到的损害。

相较之下，社会资源和法律资源可以提供更加充分、专业且长远的救济方案，并在救济手段上更加正当。因此，对于家暴受害者而言，诉诸社会和法律资源往往是比报警更加正当的解决方案。而对于欠缺经济、社会资源的受害者，即使客观存在更加正当的救助方式，也仍然只能选择在暴力冲突已经发生时，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采取报警这一暂时性的解决手段。

单一的社会救助途径，对少数族裔受害者而言反而会复杂化其自救过程。有研究表明，由于白人女性家暴受害者普遍拥有更多的经济、社会资源，她们联系警察直接介入暴力的比例相对更低；而少数族裔女性受害者因为上述原因，有更多报警诉求(Ackerman et al., 2014)。

因此，在厘清其中的因果关系之后，我们发现解决遭受家暴的少数族裔女性的现实困境需要多元且包容的社会、司法环境。

人种多样化给美国带来了更丰富的社会环境的同时，意味着在立法、司法层面上，美国的立法者、司法者需要衡平更多种族、文化所代表的不同利益、价值。

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意义上的种族歧视问题逐渐减少，但是，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少数族裔边缘化的问题(The Sentencing Project, 2008)。对于非裔美国人而言，历史不公正的影响是惊人的。根据2021年最新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调查的统计数据，尽管非裔只占总人口的13.4%，但他们却占：22%的致命警察枪击案、47%的错判免责、以及 35% 的人被判处死刑。在州立监狱中，非裔被监禁的比率是白人的五倍。与其他种族的囚犯相比，非裔男性面临着不成比例的严酷监禁经历。

目前，对于初代亚裔移民而言，有关家庭暴力的报警仍然相对较少。在一项调查样本涉及607人的调查报告中，有25～38%的人表示认识至少符合一项家暴受害者标准的亚裔女性(Yoshioka et al., 2000)。可是，尽管在全力运作的情况下，主流的家庭暴力解决机构很少有亚裔女性的身影。对许多亚裔妇女来说，出于上述种种原因，家庭暴力的支持服务是无法获得的。

立法方面，2013年由国会重新授权的关于“女性遭受暴力行为法案”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以下简称“VAWA”) 囊括了许多在过去被遗忘的边缘化群体，增设了针对LGBTQ、美洲原住民和人口贩运受害者的立法。通过在U签证保护的犯罪清单中增加跟踪骚扰，该立法扩大了对移民妇女的保护。

然而，VAWA并没有扩大U签证的数量，也没有增加政府对移民社区暴力的研究兴趣。根据2014年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的数据，美国移民妇女总数在1890万，占全女性人口的12%。由于尚未进行全国性研究调查移民社区中的 IPV，移民 IPV受害者的数量是未知的(Modi et al., 2014)。换言之，对于少数族裔中移民女性的反家暴研究，至今停留在学术兴趣的领域，只能引起局部性重视 。

解决刑事司法中种族不平等的制度问题完全符合对公共安全和公正司法制度的追求，对应到家暴的语境下，意味着美国应当提供对少数族裔更加友好的司法救济途径，创造真正的机会平等，使少数族裔女性在面对与美国社会主流族裔同样的困境时，有同样的条件向法律求助，并获得有效、友好的司法救济和支持。

身处美国的华裔女性作为当地少数族裔中人口数量较多的群体，除了要面对遭受家暴伤害女性普遍具有的困境外，同时还由于其自身的独特性要面对其他不同的困境。

尽管个人情况、婚姻状况、家庭结构等因素对华裔女性处理家暴问题造成了相关影响，但当她们向外界寻求家暴救助时，能获得的帮助是有限的。她们自身社会资本的薄弱 与少数族裔的社会身份所带来的语言障碍和文化敏感，以及遭受的种族歧视，使得她们即使在发生家暴后，也难以获得美国当地的社会援助与社会保障支持，例如法律干预、公共教育、社区活动、精神卫生服务、食品补助等。

同时，复杂的移民政策与法律，让华裔女性在家暴求助过程中不仅困难重重 ，难以获得公平友好的司法救济，甚至会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成为高风险、边缘化群体。

从前述内容可以看出，相比白人女性，华裔以及其他少数族裔从社会正当途径获取救助资源要更加困难。

因此，解决华裔及其他少数族裔家暴受害者面临的种种困境，美国除了建立更加多元的社会救助组织、提供小语种救助服务、开辟有效的救助服务获取途径、以及保障求助者的个人安全外，更加需要创建平等包容的法律环境，通过社会资源和法律资源为华裔及其他少数族裔提供更加充分、专业并长远的家暴救济方案，在立法、司法层面，充分考虑少数族裔的利益和价值，使少数族裔女性拥有同样公平的机会，得到有效、友好的司法救济和支持。

回到当下，海外疫情形势依旧不明朗，再加上保守主义的回潮，解决疫情中美国华裔女性的家暴困境，需要进一步采取更多积极的回应与行之有效的措施，同时，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研究能够结合疫情所衍生的复杂情况做出有针对性的关注与分析。

此外，在受家暴的美国华裔女性群像刻画部分上，因针对该类人群的学界研究仍显不足，难以形成在当下时代对其困境的更为统一和全面的形象了解。其中更需注意的是，美国不同地区的州政府政策、当地人口组成、社会治安水平、亚洲社区数量等因素，都会影响华裔女性受家暴的可能性，但这些因素在大部分研究中被忽略，从而导致在缺少全貌且直接数据与资料的情况下，对华裔女性家暴困境的分析缺乏更为细致的探讨。

本文在主流少数族裔与白人家暴对比的研究现状中，尝试进行少数族裔之间家暴对比分析，不但从社会政治与社会文化因素方面对拉丁裔与华裔女性的相似性进行分析，也反思了这两个少数族裔面对家暴寻求社会救助遇到的独特社会问题，力求对美国少数族裔家暴总体以及单独族裔 研究有所贡献，提升美国社会救助服务机构与工作者、研究人员以及政策制定者对少数族裔的家暴问题的重视，并加强对少数族裔家暴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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