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为以多元种族为其人口特色的国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一直受其种族分布变化的影响。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对种族与族裔(race and ethnicity)的定义与分类，除白人外，美国目前共有亚裔、非裔(Black or African American)、拉丁裔(Hispanic or Latino)、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American Indian or Alaska Native)、夏威夷原住民与其他太平洋岛民(Native Hawaiian or Other Pacific Islander)五大种族与族裔。

其中，亚裔是最大少数族裔群体，数量约为2400万(Neil G.,et al., 2021)；另有数据显示，截止2021年，在美国认同为亚裔的人数几乎是30年前的三倍(Robert et al., 2021)，使之成为人数增长最快的群体。

两千余万的亚裔人口组成复杂，他们的祖先来自 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的20多个国家，其中包含了中国、韩国、日本、印度、菲律宾、越南等。中国作为最大的亚裔原籍群体来源地，占据了23%的亚裔人口(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2021)。因此，以美国社会作为研究背景探索家暴问题时，应当认识到不同族群面临家暴、解决家暴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

关于发生范围，家暴被认为可能存在于任何种族、年龄、性取向、宗教或性别的个体之上，也可能发生于一系列关系中，包括已婚、同居或约会的夫妇。

此外，家暴的影响可以辐射至社会经济、教育背景各个阶层(UN: COVID-19 Response)。2010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美国亲密伴侣和性暴力调查》 的总结报告显示，在美国平均每分钟有24人遭受亲密关系中的身体暴力、强奸、恶意跟踪的情况。

其中，亚裔遭受来自亲密伴侣的这些伤害的概率为19.6%，而黑人为43.7%，美国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妇女为46% (Tjaden et al., 2020)。居于美国的亚裔女性群体内部，多达55%的亚裔女性遭受过家暴(Brian, 2018)。

家暴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可能发生于各个族裔和不同文化中，疫情更是加重了这一局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来自英国、美国和其它国家 的数据表明，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家庭暴力案件的数量有所增加(Times, 2021)。

当我们试图讨论家暴，需要厘清不同语境中它如何被解释和定义。目前尚不存在一种关于家暴的权威的系统定义，有许多相近的术语互换使用来描述和讨论这一概念，例如家庭暴力也可以被称为：虐待，殴打，亲密伴侣暴力，或家庭，配偶，关系或约会暴力。

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用7段文字介绍了家暴的定义，其中比较关键对家暴的定义为：家庭暴力是发生在私生活领域的暴力，一般出现于由情爱、血缘和法律联系在一起的个人之间。简而言之，家暴是对人权的侵犯(UNDP, 1996)。

而在美国的司法语境中，美国司法部专门设立了暴力侵害妇女问题办公室(Office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并给出了司法意义上的家暴定义： “家庭暴力”一词包括由受害者的现任或前任配偶或亲密伴侣、与受害者同居的人、与受害者同居或作为配偶或亲密伴侣同居的人、根据司法管辖区的家庭暴力法或家庭暴力法，针对成年人或青年受害者的侵害行为(Office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995)。

美国宾夕法尼亚的本地反家暴组织——宾夕法尼亚联合反家暴组织(Pennsylvania 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认为， 家庭暴力是一个人在亲密或家庭关系中用来获得对另一个人的权力和控制的胁迫行为模式(PCADV, 2000)。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针对家暴的更为广泛的定义：

家暴

是发生在受害者亲密关系中的

私人生活领域的权利侵害行为

由于家暴定义本身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以及公众对家暴认知仍存盲点，人们对家暴的普遍性、严重性和危害性认知不足，使得家暴隐身于社会问题，家暴受害者得不到救助的困境无法获得有效改善。

家暴不仅产生的原因复杂而多样，其表现方式也各有不同，其并不受年龄、性别、社会经济状况、种族的限制，产生的不良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在美国这样的多族裔国家中，家暴作为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呈现出更多复杂且无法回避的现实情况。现有可搜集的资料中，缺少有关华裔女性受暴的直接相关数据。当我们试图聚焦华裔或亚裔女性讨论家暴问题时发现，既往研究大多将亚裔群体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群体进行整体性考察，这些族裔尽管共享“亚裔”身份，但是却拥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和语言。

这其中存在的 核心问题是，由于种族内部不同族裔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难以获得窥见华裔女性的具体实践经验和特殊困境。

本文希望通过对在美华裔女性受家暴情况以及其它族裔的 对比分析，做出现有资料的梳理与总结分析。通过对受害华裔女性群像的描摹，了解她们面对家暴时所面临的具体困境，并与白人女性和其他少数族裔女性做横向比对，提出可能的解决路径，以期呼吁美国华人女性遭受家庭暴力这一严重社会问题获得更多关注。

如前所述，在美国，华人移民在亚洲人口中所占比例最大，但对华人移民女性的家暴情况的研究数量仍然有限。

回到现实层面，亚裔社区的低上报率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美国纽约市励馨妇幼关怀中心总干事刘元芬曾表示，纽约市一年的报警电话中，有27万通电话是因家暴，而其中5000通电话来自华人家庭。但由于华人“不闹出大事不报警”的观念影响，她相信实际发生的家暴事件远多于5000通电话（世界日报，2019）。

例如，许多家暴案都是到最后因孩子在学校出现问题才被揭发，并由校方或邻居报警介入。因此，本部分从零碎且分散的研究报告和文献资料中试图还原华人受害女性的群像，继而有针对性地探讨其面临的现实困境。

有家暴经历的海外华人女性的年龄平均在33岁，而年龄和家暴经历呈显著相关，年轻女性比年长女性的被家暴风险更高 (Yang et al., 2020)；教育水平上，这类女性的学历相对较高——九成的女性有本科以上学历，其中硕士以上占到了7成。亦有研究证实，硕士学位的女性更有可能经历家暴(Yang et al., 2021)。而与此同时，她们总体的收入水平较低，40%的女性收入在2万美元及以下。而就职业而言，受害女性四成为全职工作，三成为在校学生，不工作、兼职、退休的比例则少之又少。

文化适应的角度 来看，因在异国他乡，移民女性的英语不流利，不懂得美国社会中法律援助的正确方法，母国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性和自身在异质社会的适应度相对较低，成为了家暴的触发因素(Chunrye et al., 2020)，更严重的是，在此基础上许多女性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而不敢于向警方求助，受暴华人女性过着担惊受怕却又无处诉说的困境。

此外，移民身份也可能成为家暴的诱因。一方面，研究表明移民身份与经历家暴没有相关性，但在美国停留时间越长、到达美国时年龄越大的女性，经历家暴的风险会反向再次增加(Yang Li, 2020)。

另一方面，在被家暴的移民女性角度看，移民造成的夫妻权力平衡度的变化，会左右家暴风险。由于文化差异性等因素作用，移民夫妇中的男性会在婚姻中更倾向于产生一种权力的不平衡感(Chan & Leong, 1994; Kim, 1996; Miller, 1992; Rhee, 1997)。而当他们越在亲密关系中失去决策权，他们就越认为自己不应该帮助家暴受害者，也认为施暴的男性对于殴打妻子不需要负责任和受到惩罚。

学界对于男性家暴女性给出了两种可能的原因，一为社会性别文化默许了男性对女性处于支配地位，并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性暴力来实现这一社会化特权，二为当男性感到自身权力受到侵损或被婚姻中女性剥夺时，他们会采取暴力形式来补偿这种无力感。

被家暴的女性在婚姻中的男性伴侣八成以上是华裔美国人，平均年龄在35岁(Yang Li, 2020)。男性伴侣的学历分布相对平均，本科、硕士、博士的占比均在30%上下。从就业情况上看，施暴的男性中近七成有全职工作，而相比受害女性中在职学生的比例，男性低了10%。从收入来看，2万美元到10万美元的阶梯分布较为平均(Yang Li, 2020)，大体呈现出正态分布的特点。

但也应注意的是，这一结论具有相对性，学界也有研究得出职业的社会地位与收入水平方面截然相反的结论。例如Hornung等人(1981) 在测量教育水平和职业成就因子对于家暴的影响时，发现女性在这两个方面的地位高于男性时，家暴风险更高。

从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看，权力集中体现为夫妻双方在协调家庭内部各项事宜时所占有的话语权大小。而权力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结构，我们难以通过单一的标准来衡量性别和家庭权利之间的相关性关系。

在通常情况下，经济收入水平是决定家庭话语权的重要影响因素。单方占绝对话语权主导地位的夫妇比平等主义的夫妇有更高的冲突和暴力水平，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占主导地位的家庭中女性被家暴的概率最高。例如，Hotaling等人(1986)的研究发现，工作挣得比丈夫多的女性更易在关系中遭受殴打。

从婚姻模式来看，丈夫年长于妻子的情况依旧在美国的华裔人群中普遍存在，通常两人之间相隔几岁甚至十几岁。很多新移民的华人女性会逐步扩大交际范围，了解更多维护女性权益的信息，她们往往思想较为独立，并在婚姻中减少对男方的依附，年长的男方会形成对女方会离开自己的担忧，并将这种情绪通过家暴来发泄（任成琦，2007）。

接触美国家暴案例较多的美国华裔律师邓洪就曾表示，美国华人家庭中，尤其是新移民家庭，发生家暴的概率相当高，且绝大多数受害者都为女性，而有家暴的家庭往往因事情闹大引来警方介入才决定双方离婚。

从家庭支持角度看，在美华裔女性在遭受家暴之前，自身的社会支持水平往往较低(Yang Li,2020)。她们的家属通常居于中国内地，她们相当于脱离了原本的社会关系网，在美国遭受家暴后，很难获得及时的情感慰藉与实际帮助。

社会组织的反家暴工作者表示，他们时常收到新移民家暴受害者的投诉信息，其中，一些人被当地的社区孤立，或者被施暴伴侣限制人身自由，不能外出上班，不能与外界接触，甚至不能出去买菜，如果不听话，施暴伴侣就会威胁不提供办理绿卡的相关资料。

从核心家庭的孩子的角度看，有研究表明，孩子数量和华裔女性是否经历家暴并不呈相关关系。但与此同时，遭受家暴后女性考虑婚姻是否延续的因素中，孩子成长占到一定比例。

华盛顿反家暴权益组织DC SAFE的工作人员杰西卡·崔丝 表示，她在与被家暴的华人女性沟通时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你们是否希望申请孩子的抚养权”（参考消息网，2015）。可以看出，有子女的美国华人女性在考虑因家暴引起的离婚问题时，容易受到孩子因素的影响而无法仅仅为了自身免受伤害而做出独立的决定，这和中国传统的代际文化也有着密切联系。

如前所述，当我们试图还原或描绘遭受家暴的华裔女性群像，文化背景和现实层面的困境也随之浮出水面，成为了解现状不容忽视的一环。讨论家暴，也不再仅仅是讨论身体暴力本身，而需要我们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结构因素与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

因此，本部分在前文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华裔女性面对家暴或亲密关系暴力时所面临的自救困境。为什么不求助？哪些因素阻碍了她们寻求帮助的步伐，是本部分试图回答的问题。

当我们以性别视角为切入点探讨女性所面临的家暴问题，实际上忽视了受害者文化和种族身份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它影响着女性的自我意识、家庭婚姻观念和面对冲突的解决方式。

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文化和族裔本身与受害女性之间的关系，并将研究主体聚焦到亚裔/华人社区，这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赖以生存的文化如何影响着我们面对家暴时的具体经验。总体上看，亚裔社区相对来说有较少的司法上报记录(Homes, 2015)，对比实际受害女性的数据，个中原因值得我们反思与探寻。

“家本位”的集体主义文化对女性的影响是深层而多元的。婚姻是否美满、家庭是否和睦成为衡量一名女性的人生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在面对家暴问题时，华裔女性更倾向于妥协与退让以求得家庭的完整与和睦。

亲密关系暴力不但对受害者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还引发了针对受害者的污名化机制。Overstreet和Quinn指出，亲密关系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简称IPV)对女性形成了文化污名、污名内化和预期污名共三种维度的污名(2013)。

其中，文化污名是一种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结构性污名形式，它使得受害者的经历变得不合理，让受害者认为是自己的原因导致了被虐待的局面。这种文化污名在亚裔家庭中指向的具体文化观念为，虐待和家暴是私人问题，向外揭露家暴行为是对家庭隐私的侵犯，即“家丑不可外扬”。

受到虐待的女性往往会担心这会给家庭带来耻辱。处于一段不健康的婚姻或亲密关系之中意味着自我的失败，受害者往往羞于启齿、担心丢脸，例如有受访者认为，让别人知道他（男朋友）是这样的，会让自己觉得很羞耻，害怕别人瞧不起(Li et al., 2021)。

Yick在1997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尽管家庭暴力不被普遍接受，但仍有一半的人认为在特定情况下使用暴力是可以接受的，例如起妻子婚外恋、情绪失控或既有家庭角色被颠覆(如妻子在未经丈夫同意的情况下做出财务决定)(Yick, 1997)。

相当一部分男性认为如果女性不遵守“规定”的角色，男性可以通过身体上的暴力来“管教”她们(Song, 1996; Tran, 1997)。换句话说，家暴产生的起点是不把对方当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这种观念的核心，则是把女性作为男性的所有物，将女性“物化”为附属品。

在此种语境下，家暴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女性本该有的主体性也隐没在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中。有研究表明，在家暴的整体情况中，身体暴力占比47.4%、情感暴力28.1%、性暴力21%、经济暴力 3.5%(Chunrye et al., 2020)。被看作是“模范少数族裔”的亚裔群体似乎很好地处理了家暴的情况，但事实并非如此。其中隐而不彰的一个因素是：华裔社区往往不认为心理、言语和行动控制层面的暴力是家暴组成部分，并且只有强迫的性行为被视为性虐待(Midlarsky et al., 2006)。

即使女性认识到家暴是一个问题，但让她或其家庭成员承认虐待情况的存在依旧很困难(Lee, 2000)。在研究者提到的一则具体案例中，受害人在与前夫离婚后，仍然遭到跟踪并被控制人身自由，除非她去工作，否则不被允许离开家。而当她告诉她的家人时，他们却认为受害人没有受到真正的虐待，她的婚姻才是最重要的(Midlarsky et al., 2006)。

面对家暴时，最直接有效的自我干预策略可能是离开受害者。这种自我保护的观念根植于西方以自我为先的个人主义价值体系中，与中国“家本位”的价值观相冲突(Midlarsky et al., 2006)。在美华裔受暴女性仍会受到“保持家庭完整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有研究者认为，解决亚洲家庭暴力问题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在根本上调和西方倡导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和亚裔家庭对和睦家庭理想的差异，大多数的亚裔女性仍然希望找到让家庭重归和睦的方式(Yoshioka & Dang, 2000)，“离开”对她们来说并易事。

文化背景对华裔女性处理家暴问题的影响似乎是隐没而不可见的 ，而当她们试图向外探寻，能获得的帮助依然是有限的。一项综合文献分析的研究表明(Chunrye et al., 2020)，异文化压力对该群体家暴脆弱性的影响占17.1%、社会资本缺乏因素占比11.4%、社会隔离占8.6%。

更应注意的是，社会资本的薄弱与少数族裔的社会身份带来的语言障碍与文化敏感、遭受的种族歧视，使少数族裔遭遇家暴后也难以接收到美国当地的社会援助与社会保障支持--例如法律干预、公共教育、社区活动、精神卫生服务、食品补助等。同时，受暴少数族裔母国的文化与政策也较少向其提供实际的解决方案，而当她们中的一部分群体受到伤害时，还会因为各种因素而自愿放弃得到服务，进而使其困境进一步加剧与难以逃脱。

有研究发现，由于对当地有关部门的不信任与种族歧视的恐惧，少数族裔的家暴受害者们更倾向于使用家庭、朋友和社区领袖等非正式支持 ，而不是从正式服务中寻求帮助(Ragavan et al., 2020)。

但必须指出的一点是，由于受害者们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且在经济上依附于伴侣，因此非正式求助也常常难以奏效。她们往往对自己被家暴一事感到羞耻、不愿意因此被审视，甚至会害怕因此影响伴侣的名声。

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有限的社会支持网络是阻碍受害者们寻求非正式帮助的重要原因(Ahmad et al., 2009; Bauer et al., 2000; Li et al., 2021)。这一点对于移民女性来说更为突出，受害者在移民之后往往会失去关键的情感和工具性支持(emotional and instrumental support) (Ahmad et al., 2009)，很容易陷入在被家暴的困境中难以脱身。

脱离原有的成长环境意味着失去原有的社交关系与家庭网络，身处异国他乡的她们往往没有什么可以提供情感帮助或建议的亲密朋友 (Li et al., 2021)，这让寻求外界帮助变得更为困难。不止一位亚裔移民女性在受访时提到类似的困境，例如她们会说：“我不知道谁能够帮助我……”“……我没有太多朋友。作为一名家庭主妇，我总是待在家里。”(Bauer et al., 2000)。

除了文化背景的影响让受害女性羞于启齿自身经历，对可用资源缺乏了解也让她们在寻求正式求助中处于被动地位。她们不知道是否有受虐待妇女的庇护所、社会服务和其他资源能够使用(Bauer et al., 2000)。同时，华裔移民女性也缺乏寻求心理咨询 (counseling services)与社会保护机构(social services)的意识(Satyen et al., 2019)。例如，多位在美国从事家暴救助的华裔社会工作者提到，华裔受虐待女性对收容所的利用率很低(Lee, 2000)。

除此之外， 亚裔女性们在寻找出口的尝试往往停留在通过心理咨询去愈合情感创伤，而就连这样的探索也并非是有效的。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受害者很难从社会福利机构或是心理咨询获得有效的帮助。在大部分研究中，语言障碍被反复提及，这是重要限制因素之一。

一方面，受害人很难用非母语表达清自己遇到的问题。缺乏英语能力让这些远赴他乡的女性们面临诸多生活上的困难，而想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寻求心理咨询或社会服务，对她们来说更加不切实际。

另一方面，提供帮助的专业人士，如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也无法理解并共情移民女性面临的困境。例如有研究中的受访者认为，文化观念的不同让他们（心理咨询师）很难给出真正有效的建议(Li et al., 2021)

远赴重洋的中国女性所面临的文化融入的压力往往是多重的，而其中拥有稳定合法的身份(Stable Legal Status)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移民身份(如无证或非永久合法移民身份)不受保护的受害女性是更加脆弱的群体，他们缺乏经济收入来源、语言技能薄弱，对美国当地的文化也所知甚少(Lee, 2000)。

处于孤立无援的她们，由于害怕被驱逐出境，通常不会离开施暴者(Dutton et al., 2000)。施暴者也利用这种恐惧来控制或虐待她们，有研究发现，当受害者没有居住权或是公民身份时，他们都更有可能遭受更为严重的虐待(Kim & Sung, 2016)。

面对复杂的移民政策与法律，受害者们往往更加无力。许多州对家庭暴力案件具有强制逮捕政策，有时会同时逮捕男性施暴者和女性受害者。而如果寻求警察介入的受暴移民女性通过这一程序被定罪，她也可能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Raj & Silverman, 2002)，这对于她们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如前所述，新冠疫情的爆发加重了家暴的现有局面：求助者激增，求助困难增大。由于疫情期间的封锁政策，平时要出门工作的夫妻双方困在家里，加之双方失业等风险因素，从而增加了家暴产生的几率。受害的妇女和儿童没有了职场和学校作为临时庇护所，而原本的救助机构也因为封锁政策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可以说他们处于无处可逃的境地。

提取码：AV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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